賞析杜陵叟

1. 賞析白居易《杜陵叟》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①

杜陵叟，杜陵居， 歲種薄田一頃余②。

三月無雨旱風起， 麥苗不秀多黃死③。

九月降霜秋早寒， 禾穗未熟皆青干。

長吏明知不申破④， 急斂暴徵求考課⑤。

典桑賣地納官租， 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 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 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⑦， 帝心惻隱知人弊⑧。

白麻紙上書德音⑨， 京畿盡放今年稅⑩。

昨日里胥方到門11， 手持尺牒膀鄉村12。

十家租稅九家畢， 虛受吾君蠲免恩13!

[賞析]

這是《新樂府》五十首中的第三十首。據《資治通鑒。唐紀．．憲宗紀》載：「(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自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憲宗雖然頒布免稅的命令，但具體執行政策的官吏們照舊諂上欺下，橫征暴斂，農民們並沒有得到絲毫的實惠。這首詩即是通過杜陵叟在大旱之年的不幸遭遇，嚴加痛斥了貪官污吏們的可恥行徑，替被剝削壓迫者發出了不平之鳴。
居住在杜陵的老漢大概是一個非常普通的老農，他辛勤．耕種著一頃多非常貧瘠薄產的土地。作品的第一句話，雖只有短短的十三個字，卻點出了作品的人物，居住的地點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包含的信息量不可謂不豐，也完全符合《新樂府序》所謂「首章標其目」的要求。說杜陵叟僅「種薄田一頃余」，則種田很少，而「田」復用「薄」字修飾，「薄」指土地的貧瘠，不豐產。如此說來，一旦遇到雨旱災荒之年，杜陵叟一家衣食等生活費用的來源便有斷絕之患。這就為下文杜陵叟的不幸遭遇預設了極好的鋪墊，詩人倡導詩歌語言應平易淺顯，但淺顯的語言，運用得當，也會傳達出豐富的內容。這里便是極好的例證。
接下來便是敘述杜陵叟在災荒之年的不幸遭遇。首先是春天遇到大旱，麥苗多不秀而死，致使夏季收成無幾，這是一層災禍；繼而秋天降霜過早，秋季作物禾穗未熟便枯萎青干，這是第二層災禍。對於普通農家百姓來說，接連受到這兩層災禍的打擊，則其一年中所賴以生存的生活資料無從籌備，一家人處在嗷嗷待哺中便不難想像。然而，地方長官明知災情嚴重，莊稼歉收，卻偏偏為了一己私利，諂上欺下，急征暴斂以贏得上司的青睞，作為自己考績的資本。這是杜陵叟遇到的第三層災禍。前兩層是天災，後一層是人禍，天災人禍加在一起，所以他只得「典桑賣地納官租」，不管「明年衣食將何如」了。 「典」是抵押的意思，為了交納官租，杜陵叟不得不「剜肉補瘡」，把僅有的一點賴以生存的東西都典賣出去。這活生生的事實告訴讀者，那些打著父母官的旗號，專門搜亂民財以飽私囊的官吏們，真是比吃人肉的豺狼虎豹還厲害百倍啊!孔子關於「苛政猛於虎」的感嘆在這里找到了極好的例證。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既是那些深受災難的平民百姓在發出憤怒的呼喊，也是深刻了解人民痛苦的詩人對那些殘暴官吏的強烈斥責。
按理，此詩寫到這兒可以結束了，杜陵叟所受的災難，下層官吏的殘暴，百姓的憤慨都已表現出來。但作者似乎意猶未盡，他要連皇帝也諷刺一下。因為詩人上奏章的緣故，天子終於了解了百姓受災的情況，大動「憐憫之心」，趕快頒布「德音」，對京城附近地區今年的賦稅全部予以免除。可實際情況如何呢? 「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膀鄉村。」當那些受災的農民們典桑賣地，勉強湊夠賦稅以後，里胥們方才到門貼出了免稅的公文。農民們受了皇帝的口頭恩惠，並未得到任何實際好處。但皇帝的「恩典」畢竟還是要領的，這真是莫大的諷刺。
這首詩通過杜陵叟在災荒之年的遭遇，道出了農民們所受的深重災難，揭示了下層官吏的橫行殘暴，與封建最高統治者「施恩」的虛偽性。詩的暴露性和批判性非常強烈。作品從杜陵叟著眼，在描寫他連遭乾旱早霜等天災的同時，重點放在對下層酷吏的不恤民情，諂上欺下的揭露上，客觀上告訴人們，封建制度對農民的迫害遠比自然災難嚴重得多。而對皇帝，空洞的贊美是幌子，實實在在的卻是嘲諷。作品語言通俗，三言、五言、七言句式交錯使用，而韻腳轉換自然，讀之朗朗上口，較好地表達了作品的主題思想。
這首詩同時也反映了白居易諷諫詩的另一特點，那就是率直、深刻，很少雕飾。作為一個為民請命的諫官，這種精神極為難能可貴；而作為一名詩人，這種作品也就難免存在尖銳犀利有餘而韻味不足，不耐反復詠嘆的弱點。也許正因為此，它們才能在「牛童馬走」之口廣泛流傳。然而正是這一點，成為後代詩論者訾詬的話端。

2. 賞析白居易《杜陵叟》

作者由第三人稱客觀描繪改為第一人稱控訴，感情色彩有何不同？ 「剝我身上帛，專奪我口中粟：屬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寫詩人難抑憤怒之情，改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用「杜陵叟」的口氣，痛斥了那些為自己陞官而不顧百姓死活的「長吏」。「明知」農民受災卻偏偏「不申破」，甚至還美化現實以博皇帝的高興，這樣的「長吏」在封建時代是具有相當典型意義的。

3. 幫我找《長相思》的賞析

白居易《長相思》賞析

長相思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詩文賞析】

這首《長相思》，寫一位女子倚樓懷人。在朦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簾的山容水態，都充滿了哀愁。前三句用三個「流」字，寫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釀造成低徊纏綿的情韻。下面用兩個「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綿長。全詞以「恨」寫「愛」，用淺易流暢的語言，和諧的音律，表現人物的復雜感情。特別是那一派流瀉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憂傷的氣氛，增強了藝術感染力，顯示出這首小詞言簡意富、詞淺昧深的特點。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若「晴空冰柱」，通體虛明，不著跡象，而含情無際。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遠，直到天末吳山，仍是愁痕點點，凌虛著想，音調復動宕入古。第四句用一「愁」字，而前三句皆化「愁」痕，否則汴泗交流，與人何涉耶！結句盼歸時之人月同圓，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樓一笑矣。

黃升《花庵詞選》：此詞上四句，皆談錢塘景。

《詞譜》卷二：《長相思》，唐教坊曲名。此詞「汴水流」一首為正體，其餘押韻異同，皆變格也。此詞前後段起二句，俱用疊韻。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六十引黃升雲：樂天此調，非後世作者所能及。 《蓼園詞選》引沈際飛雲：「點點」字俊。

《白香詞譜箋》卷一謝朝征雲：黃叔升雲：此詞「汴水流」四句，皆說錢塘景。按泗水在今徐州府城東北，受汴水合流而東南入邳州。韓愈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瓜州即瓜州渡，在今揚州府南，皆屬江北地，與錢塘相去甚遠。叔陽謂說錢塘景，未知 何指。

《放歌集》卷一陳廷焯雲：「吳山點點愁」，五字精警。
http://..com/question/6091486.html

白居易(772～846)唐代詩人。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屬山西)，曾祖父白溫遷居下□（今陝西渭南），遂為下□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謚號「文」，世稱白傅、白文公。祖父□、外祖陳潤俱善詩。父季庚，做過彭城縣令，徐州、襄州別賀。明代紹興郡齋聖賢圖石刻
生平 入仕以前 自代宗大歷七年(772),至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於鄭州新鄭（今屬河南）。自幼聰慧，5、6歲學作詩，9歲熟悉聲韻。11歲時,因兩河藩鎮戰亂，由滎陽逃難到徐州符離（今安徽宿縣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縣尉的堂兄。5、6年的顛沛流離生活中，白居易接觸到民間疾苦，並受到當時任蘇州、杭州刺史的兩位詩人韋應物、房孺復的影響，作有《江南送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賦得古原草送別》等詩篇，15、16歲時，立志應進士舉,刻苦讀書,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後來，父死母病，靠長兄白幼文的微俸維持家用，奔波於鄱陽、洛陽之間，生活比較艱苦。
初仕至遭貶 自貞元十六年 （800），至元和十年(815)。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歲，進士及第。十八年(802) ，又與元稹同時考中「書判拔萃科」。兩人訂交，約始於此，後在詩壇上齊名，並稱「元白」。十九年春，授秘書省校書郎。永貞時(805),王叔文、韋執誼實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韋上書，建議廣開言路，選拔人才，懲惡賞善，舉賢任能,不失時機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韋等被貶,改革失敗。他的建議未及採用,寫有《寓意》等詩表示惋惜。元和元年(806)，罷校書郎,撰《策林》75篇，對社會政治各項重大問題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資料。這年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今陝西周至）縣尉,作《觀刈麥》,《長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賢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學士。次年授左拾遺。五年，改京兆府戶曹參軍，均依舊充翰林學士。草擬詔書，參預國家機密。在儒家「兼濟」思想的指導下，他不怕得罪權貴近□，連續上書論事，如奏請加德音中節目》、《論制科人狀》、《論於□裴均狀》、《論和糴狀》、《奏閿鄉縣禁囚狀》等，都是關系國家治亂、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與此同時，他還自覺地以詩歌作為「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武器，促進新樂府運動，寫了大量的諷諭詩，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輔而行。但由於朝政日趨腐敗，他的這些奏狀和詩歌反而招來當權者的忌恨與打擊。
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喪居家，服滿返京任太子左贊善大夫。元和十年，兩河藩鎮割據勢力聯合叛唐，派人刺殺主張討伐藩鎮割據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請急捕兇手，以雪國恥。但卻被腐朽的官僚勢力攻擊為越職言事，並捏造「傷名教」的罪名，將他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這對他是個沉重的打擊。
貶江州以後的內外遷調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 。白居易到江州後的第二年，寫下《琵琶行》。詩中通過一個擅奏琵琶的長安名妓淪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託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悶。在這之前,他已經看到朝廷的種種黑暗，萌生過及早抽身的念頭。經過這次打擊,思想更從「兼濟」急遽轉向「獨善」,決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重題》)；「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詠懷》)。但他並沒有辭官歸隱,而是選擇了一條「吏隱」的道路,一邊掛著閑職，一邊在廬山蓋起草堂,與僧朋道侶交遊,以求知足保和，與世無忤。與之相適應，描寫閑靜恬淡境界、抒發個人情感的閑適詩和感傷詩,便開始多起來,而前期那種戰斗性強烈的諷諭詩則比較少見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還京，拜尚書司門員外郎，遷主客郎中，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因國事日非,朝中朋黨傾軋，屢次上書言事不聽,於長慶二年(822)請求外任，出為杭州刺史。後又做過短期的蘇州刺史。在杭州時，曾修築湖堤，蓄水灌田千餘頃；並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飲用。離蘇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書監。次年轉刑部侍郎。
退居洛陽的晚年生活 自大和三年(829),至會昌六年(846)。白居易從58歲開始,定居洛陽。先後擔任太子賓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會昌二年(842),以刑部尚書致仕。他在洛陽過著飲酒、彈琴、賦詩、遊山玩水和「棲心釋氏」的生活。時常與名詩人劉禹錫唱和，時稱「劉白」。他在舒適的晚年仍然時常想到人民。73歲時,還出資募人鑿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行船。兩年後病終。葬於龍門香山琵琶峰(見彩圖河南洛陽白居易墓)。詩人李商隱為撰墓誌。今已辟為游覽勝地。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釋、道三家。立身行事,則以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為指導思想。他的「兼濟」之志，主要是實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他的「獨善」之心,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自覺》二首其二說：「我聞浮圖教，中有解脫門。」求得身退心安，無所往而不適。當他受皇帝信任的時候，在政治上直言極諫，無所忌諱，敢作敢為，詩歌創作便積極反映民生疾苦，為補察時政服務；當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為時，便請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閑官，遠嫌避禍，以詩、酒、禪、游自娛，詩歌創作則主要表現個人感受。無論達和窮，他都離不開詩。白居易詩《溪村》插圖 選自明代萬曆集雅齋刻本《六言唐詩畫譜》
白居易一生不僅留下近3000篇詩作，還提出了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歌比作果樹，提出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著名論點。情是詩的內容，言和聲是詩的表現形式，義是詩的社會效果。他分析了詩歌創作中的感情活動，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又說：「樂者本於聲，聲者發於情，情者系於政」（《策林》六十四）。認為情感活動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緣起於社會生活中的「事」,密切聯系於當時代的「政」。因而，詩歌創作不能脫離現實,必須來源於生活，取材於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著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
白居易繼承了中國古代一貫以《詩經》為主旨的比興美刺的傳統詩論，十分強調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他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又說：「為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張籍古樂府》)所謂「為時」、「為事」，就是指「救濟人病，裨補時闕」。所謂「六義」、「風雅比興」，則是指詩歌指陳時政的美刺作用。由於當時社會黑暗和政治腐敗，他在「美刺」中更著重「刺」的一面，強調詩歌批評社會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盡規」（《寄唐生》），「上以紉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開壅敝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采詩官》)。在他看來，詩歌創作只有發揮了這種功能，引起當權者的注意，對國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點作用，才算達到了寫作目的,否則不過是些「嘲風雪,弄花草」的「空文」。與上述理論相適應,在詩歌表現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則：①「辭質而徑」，辭句質朴，不加文飾，表達直率，不繞彎子；②「言直而切」，直書其事，不作隱諱，切近事理，說盡說透；③「事□而實」，內容真實,經得起查考,不說空話，不加虛誇；④「體順而肆」，文字流暢，容易上口吟誦,便於配樂傳唱(《新樂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詩作,正是朝著這個方向去努力實踐的。
在中唐階級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這種詩歌理論對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病,是有積極意義的。對大歷以來詩壇上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也有針砭作用。但是，他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現實政治需要,有時把詩歌變成押韻的諫章,又是不恰當的。有時他運用這種理論來批判謝靈運、陶淵明、謝□、李白等著名詩人，便不免顯得偏頗和狹隘，甚至連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詩（《與元九書》）。同樣，如果一味強調「辭質而徑」等詩歌的表現方法，勢必束縛詩歌藝術的創造，拘限詩歌風格的多樣，難免有淺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詩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詩人的批評。
文學創作 白居易在江州時，曾整理、編集自己的詩歌作品，分成諷諭、閑適、感傷和雜律四大類。據其自述，諷諭詩是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閑適詩是「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傷詩是「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者」；雜律詩則是「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大體上，前三類是古體詩，最後一類是近體詩;前三類中大致以內容區分,但也有參互交錯的。在這四類詩中，白居易自己比較重視諷諭詩和閑適詩。他認為諷諭詩反映了「兼濟之志」，閑適詩顯示出「獨善之義」，都是他的人生目標的直接體現。感傷詩和雜律詩則「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與元九書》）。
白居易詩歌創作中最精華的部分,是他的諷諭詩,其中包括《新樂府》50首、《秦中吟》10首等代表作。這些詩篇廣泛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重大問題，著重描寫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觀刈麥》、《采地黃者》、《重賦》、《杜陵叟》等寫農夫的辛苦和賦稅剝削的沉重；《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寫宦官的飛揚跋扈和宮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輕肥》、《歌舞》、《紅線毯》、《兩朱閣》等揭露豪門貴族的窮奢極侈；《新豐折臂翁》、《縛戎人》、《城鹽州》、《西涼伎》等反映邊防問題和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難；《澗底松》、《贏駿》、《悲哉行》、《諭友》等為門第限制下人才受壓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銀瓶》、《議婚》、《母別子》、《上陽白發人》等為禮教束縛下婦女的悲慘命運發出控訴；《傷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擊世風衰敗和人情澆薄；《海漫漫》、《夢仙》等諷刺迷信神仙的虛妄愚昧。這些作品都稱得上心苦力勤，直氣凜然。在廣泛反映現實的基礎上，詩人對不合理的現象痛下針砭,如「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紅線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辭激切，毫無顧忌，突破了儒家「溫柔敦厚」詩教的框框。這在古代批評時政的詩歌中是十分突出的。
諷諭詩在表現形式上，多數採用直賦其事的方法。《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縛戎人》、《井底引銀瓶》等,敘事完整,情節生動，刻畫人情物態細致傳神，對發展中國敘事詩的傳統有積極的貢獻。另一部分諷諭詩則採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以寄託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龍》寫家家戶戶殺豬祭龍王，酒肉實際上餵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龍王卻什麼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繪出皇帝耳目閉塞、官吏近侍貪污中飽和小民慘遭剝削的情況。《題海圖屏風》則通過海中大鰲興風作浪、鯨鯢助威肆虐,造成「萬里無活鱗,百川多倒流」的景象，為當時藩鎮割據、聯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實的寫照。還有把鶴、鳥、松、竹等動植物擬人化，用以表現社會生活中的各類人物及其關系，如晚年所作《禽蟲》十二章，就屬於這類寓言詩。無論是直賦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廣，取材典型，主題集中，形象鮮明，語言明白曉暢。一部分《新樂府》還採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顯示了詩人向民間通俗文藝學習的痕跡。
白居易的閑適詩多用於表現閑情逸致，抒寫對歸隱田園的寧靜生活的嚮往和潔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還宣揚了省分知足、樂天安命的消極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誠已難，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詭遇非吾志」（《適意二首》）以及「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不唯非貴相，但恐出禍因」（《自題寫直》）等等,仍從側面反映出對現實社會的不滿,說明他追求閑適，只是無可奈何的自我解脫。閑適詩中也有一些描寫自然景物和田園風光的佳作。如《觀稼》、《歸田三首》，寫農村景象，質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詩一百三十韻》，以游記文的筆法依次記敘五日游山的經過，令人有身歷其境之感。
白居易的感傷詩寫一時感觸，而往往有深沉的寄託。其中如著名的敘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長恨歌》歌詠唐玄宗李隆基和貴妃楊玉環的婚姻愛情故事，情緒感傷,寄託深微。詩中既寫「漢皇重色思傾國」,導致昏庸誤國，諷意明顯；更寫「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感傷玄宗貴妃愛情真摯纏綿，流露出作者的同情。唐陳鴻說，白居易「深於詩，多於情」，創作《長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懲尤物，窒亂階，垂於將來者也」（《長恨歌傳》）。《琵琶行》則有遭際之感。這兩首長詩敘事曲折，寫情入微，加以繪聲繪色的鋪排描寫，多方面的氣氛烘托以及流轉和諧的韻律聲調，藝術上達到很高成就。「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唐宣宗李忱《吊白居易》），正說明這兩首詩受到廣大群眾的喜愛。所以清人趙翼指出，白居易「即無全集，而二詩已自不朽」（《甌北詩話》卷四）。感傷詩中還有不少親朋間酬贈的篇什，如《別舍弟後月夜》、《江南遇天寶樂叟》、《畫竹歌》、《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等，也都寫得情真意切，朴摯動人。這類詩較多嘆老嗟病、傷往悼亡的感傷色彩，如「畏老老轉迫，憂病病彌縛」，「朝哭心所愛，暮哭心所親」（《自覺》二首）等；厭苦塵世煩惱，力求加以解脫，聲稱要「度脫生死輪」，「永洗煩惱塵」(同前)，明顯地打上佛家思想的烙印。
雜律詩在白居易詩作中數量最多。其中有價值的是 一些耐人尋味的抒情寫景小詩，如《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西湖留別》、《暮江吟》、《問劉十九》等，都能以白描手法，寥寥幾筆，勾畫出生意盎然的境界，歷來膾炙人口。而一部分鋪陳故實、排比聲韻的長篇排律和杯酒光景、艷情風月的小碎篇章，頗為時人效尤，但多不足取。
白居易詩歌的基本風格是平易淺切，明暢通俗。平易，是指用尋常的話，寫尋常的事，明白自然，人人能夠領略。所謂「郢人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就是對於這種平易自然、渾成無跡的詩風的高度贊揚。平易的境界是不容易達到的。劉熙載《藝概》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趙翼《甌北詩話》也認為「元、白尚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指出「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白詩的平易，又是同敘寫情事的直切暢達聯系在一起的,意到筆隨,揮灑自如，「情致曲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侔」（王若虛《滹南詩話》），有很大的感染力。這樣的平易,是提煉的結果。趙翼又說：「其筆快如並剪,銳如昆刀，無不達之隱,無稍晦之詞；工夫又鍛煉至潔,看是平易，其實精純。」宋代僧人惠洪《冷齋夜話》記敘白居易作詩令老嫗都解的傳說，雖不必真有其事，而他的作品文字淺顯，少用典故和古奧的詞句，便於廣大讀者接受，則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他還喜歡提煉民間俗語入詩，增添詩歌的神趣。《唐音癸簽》引《閱耕余錄》說：「白太傅詩：『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航活』，吳中以水漲船動為船活,采入詩中,便成佳句。」龔頤正《芥隱筆記》也說：「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妒他、欺我、生憎、勿留、贏垂、溫暾，皆樂天語。」
白居易詩歌的創作風格，後世頗有訾議。有人說他「俗」，說他「淺」，甚至說他「力□而氣孱」（司空圖《與王駕評詩書》），這些批評看到了白居易的一部分作品矜耀富貴，吟弄風情，存在著格調低下的庸俗的一面；晚年「更作知足語，千篇一律」（《詩源辯體》引王世貞語）,「其中頹唐俚俗十居六、七」(葉燮《原詩》)。在藝術上他也有相當數量的詩篇，意太詳,語太露，缺少蘊藉含蓄的韻味和抑揚頓挫的氣勢。但他的成功之作，多能做到「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薛雪《一瓢詩話》），在平易、切近的形式里蘊含深遠的思想情趣，有力地顯示著白詩通俗化、大眾化的重要成就。所以晚唐張為《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內容的深刻和風格的平易，使白居易的作品在社會上流傳特別廣。他在世時，他的詩歌已廣泛傳誦，「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元稹《元氏長慶集序》）。他與元稹兩人唱和的所謂「元和體」，「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至悉傳諷之」（《舊唐書·元稹傳》）。白居易的名聲遠播國外。當時有朝鮮商人來求索白詩，帶回去賣給該國宰相，一篇值百金。日本僧人惠萼也在蘇州南禪寺抄得一部白集帶回國，後陸續有人抄回，至今日本保存有相當於宋、元時的三種抄本各一卷，視為國寶。
白居易的詩歌對後世文學有巨大影響。晚唐的皮日休、聶夷中、陸龜蒙、羅隱、杜荀鶴，宋代的王禹□、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一直到清代的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詩風的啟示。此外，元、明、清歷代劇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為題材編寫戲曲，如《長恨歌》演變為白樸的《梧桐雨》、洪□的《長生殿》，《琵琶行》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白詩的詞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話本所採用。
詩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寫得也很有特色。他雖然不屬於韓愈、柳宗元的文學團體,卻以其創作的實踐,推動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縱論天下大事，有意識地追蹤賈誼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決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盜賊》等，不僅內容切實，見解精闢，而且引古鑒今，析理深透,語言明快,詞氣讜直，是議論文中的傑作。《為人上宰相書》和一系列論政事的奏狀,條分縷析,勁直剴切，開啟了北宋王安石上書言事的先聲。《與元九書》洋洋灑灑，夾敘夾議，是唐代文學批評的重要文獻。而象《草堂記》、《冷泉亭記》、《三游洞序》、《荔枝圖序》等,寫景狀物,旨趣雋永，又是興文藝樣式——曲子詞的寫作。他的《憶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長相思》諸小令，為文人詞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本集和研究資料 白居易生前，曾對自己的詩文進行過幾次編集，初名《白氏長慶集》，後改名《白氏文集》，共收詩文3800多篇,成75卷、抄寫5部。分藏於廬山、蘇州、洛陽及其侄子、外孫的家裡，唐末動亂，抄本散亂，又經輾轉刻寫，已非原貌。現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刻本,僅71卷,收詩文3600多篇（其中還羼入幾十篇他人的作品），1955年文學古籍刊行社曾影印出版。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馬元調重刻《白氏長慶集》71卷,與紹興本基本相同。另有日本那波道園1618年的活字覆宋刻本（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分前、後集，內容也與紹興本大體相同。清初汪立名則刻有《白香山詩集》40卷，僅詩，無文，其中包括輯佚而成的《補遺》 2卷，並於原注外增加箋釋。1979年中華書局出版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以紹興本為底本，參校各本，加以訂補；又編《外集》2卷,搜集佚詩佚文，並附白氏傳記、白集重要序跋和簡要年譜。
研究資料方面,新、舊《唐書》有白居易的本傳,陳振孫、汪立名均撰有年譜。近人陳寅恪的《元白詩箋證稿》和岑仲勉的《白氏長慶集偽文》，對白居易的詩文多所考訂。今人王拾遺《白居易生活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中華書局1962年出版陳友琴所編《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白居易卷》，收集自中唐至晚清有關評論資料。另有日本花房英樹著的《白居易研究》等,都是研究白居易的較重要的參考書藉。

這些你看夠嗎？

4. #詩歌鑒賞求答：賣炭翁與杜陵叟兩詩諷刺之處分別在哪

賣炭翁 以個別事例來表現普遍狀況，描寫了一個燒木炭的老人謀生的困苦回，通過賣炭翁的遭答遇，深刻地揭露了"宮市"的腐敗本質，對統治者掠奪人民的罪行給予了有力的鞭撻與抨擊，諷刺了當時腐敗的社會現實，表達了作者對下層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有很強的社會典型意義。

5. 高考語文文言文與詩歌鑒賞

文言文最重要的是積累，但你現在已經來不及了，所以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去找一本文言版文的復權習資料，裡面有詳細的文言文要點歸納（最好向老師咨詢一下，畢竟他有經驗，知道哪種適合你）。其實文言文很注重歸類，如通假字、詞類活用等等，等你把復習資料上的東西全背出來了，你會發現出現的問題老是針對特別的幾個字詞和用法。背復習資料可以解決選擇題和翻譯了。至於最後一道問答題，要先看你對文章的了解，再寫幾句套話（如抒發了作者保家衛國的壯志豪情）。再教你個竅門，一般高考時都會考人物傳記，所以你可以去買一本人物傳記的編輯書，或買一本《古文觀止》。
至於詩歌鑒賞，這簡單（也許你是覺得在答題是無話可寫吧），你只需找幾篇附有答案的例題來看，就會發現詩歌鑒賞它的答題是有格式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去套這個格式。也許你會說我對整篇詩歌都不了解，格式怎麼套進去啊。那你就要抓關鍵詞了（如桃花是比喻美女。搗衣是說明冬天到了，女子為她們的兒女或丈夫製作冬衣，也是揭示慈母對遊子的牽掛之情），一篇詩歌你沒必要全讀懂，只需看懂幾個特定的詞。當然這在各式的復習版本中也是有的。
最後再送你一句話，這兩種題型，都是要靠背的，所以加油了。

6. 賞析白居易《杜陵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杜陵，地名，即漢宣帝陵，在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的少陵原上。白居易這首新樂府詩的主角是一位家住在長安市郊的土生土長的農民，他世世代代以種地為業，守著一頃多的薄田，過著衣食不繼的日子。中國文人的詩歌中，少不了風花雪月，也有的是閑情雅緻，但是有意識地不但以農民作為作品的主人公，而且真正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上，為他們鳴冤叫屈、打抱不平的作品，還是不多見的。在這一點上，白居易可以說是做得非常突出的一位了。他所以能夠在詩歌中大聲疾呼地為民請命，並不是想在題材上獵奇出新，而是源於他對朝廷政治前景和國計民生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作者一再把視角投向生活在最底層的群眾，他們的生活過得十分悲慘，而且向來是無人過問的。這位不知姓甚名誰的杜陵叟處在水深火熱的困境中而不能自拔。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三月無雨，並不是指的農歷三月整整一個月不下雨，而是說從808年冬天到第二年春天連續三個月沒有下雪和下雨。據史料記載，這一年直到閏三月才下了一場像樣的雨，為此，白居易還專門寫了一首《賀雨》詩表達他當時喜悅的心情。在靠天吃飯的日子裡，長安市郊的「杜陵叟」去年秋天辛辛苦苦播下的冬小麥，從下種到返青就沒有一滴雨水的滋潤，結果還沒有到秀穗的時候大多已經干黃枯死了。夏糧既然沒有收成，只有指望秋糧了，可是農民們萬萬沒有想到，秋天九月一場早來的霜降，卻使得「杜陵叟」可憐的願望又一次成為了泡影，地里的秋莊稼還沒有成熟就都被凍死而乾枯了。兩季糧食幾乎顆粒無收，這就是白居易在序中所交待的「農夫之困」，也是「天災之困」。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長吏，泛指上級長官，這里是指的杜陵所在地的地方官。考課，指古代考查官員政績的好壞，以此作為升降的標准。原來這位地方官大人明知手下的「農夫」受了天災，卻不向上方報告災情，而是愈發加緊橫征暴斂，強行收取租稅。他要造成一個「大災之年不減稅收」的政績，以取悅上方，給朝廷留下一個稱職的印象，為他以後的加官晉爵打下基礎。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如何？」這兩句詩是說，「杜陵叟」在大荒之年，遇上這樣不顧百姓死活的「長吏」，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理，只好忍痛把家中僅有的幾棵桑樹典當出去，可是仍然不夠繳納「官租」，迫不得已，再把賴以為生的土地賣了來納稅完糧。可是桑樹典了，「薄田」賣了，到時候連「男耕女織」的本錢都沒有，第二年的生計也沒有辦法了。這種來自「長吏」的人禍，讓「農夫之困」愈發雪上加霜。
看到「杜陵叟」面對的「人禍之困」比「天災之困」更加無情、更加殘酷時，白居易的心情再也無法平靜了。本來從詩歌的一開始，他是以第三人稱的面目出現的，可是寫到這里，他義憤填膺，轉而以第一人稱的身份出場控訴起來，「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意思是：「典了桑樹，賣了薄田，織不了布，種不上地，到時候沒吃沒穿，我們怎麼生活啊？」這種由第三人稱到第一人稱的轉換，實際上是作者內心感情的真實流露，他已經全然忘記了他是朝中大夫的尊貴身份，而自覺地站在了無依無靠的「杜陵叟」一邊，這對於一個封建文人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在著名的漢樂府《陌上桑》中有這樣的詩句：「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那也是站在詩中主人公同一立場的第一人稱的口吻，不過，因為那首詩本來就是樂府民歌，所以不足為奇，它所表達的是勞動人民對他們這個階級的優秀女子的由衷自豪與熱愛，可白居易並不是窮苦百姓中的一員，而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士大夫，所以這種感情角色的自然換位，對於封建社會的官僚階層的絕大多數成員來說，是根本不可想像的，而白居易這種古道熱腸、俠肝義膽，完全是「詩聖」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繼承，而且這也是他能在後來接過杜甫現實主義詩歌的優良傳統，發起新樂府運動的重要主觀因素。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場上，對那些統治階級中，只管個人陞官而不顧百姓死活的貪官污吏而進行的面對面的嚴厲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們比喻成了「鉤爪鋸牙食人肉」的「豺狼」，而且採用了語氣極為強烈的反問句式，激憤之情躍然紙上而溢於言表。作為一個衣食無憂的政府官吏，能夠對「農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夠如此直接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在當時實在是不多見的。
詩歌的前半部分，作者的內心是很沉痛的。而在詩歌後半部分的一開始，苦不堪言的「農夫」的命運似乎出現了一絲轉機，「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惻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放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白麻紙，古時詔書用白紙頒布，到了674年——676年期間（唐高宗上元年間），因為白紙容易被蟲蛀蝕，所以一律改用麻紙。放德音，宣布恩詔，即下文所言減免賦稅的詔令。京畿，古時稱國都周圍的地區。杜陵所在地屬國都長安的郊區。白居易在詩里只說了「不知何人」，其實這位關心民生疾苦、視民如子的「何人」，根據史料記載正是白居易「本人」，是他上書憲宗，痛陳災情之重，才使深居九重的皇帝動了惻隱之心，大筆一揮，居然免去了京城災區當年的賦稅。讀者看到這里，也會為顆粒無收的「杜陵叟」的命運鬆了一口氣。可是令作者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一切只不過是障眼法而已，不管皇帝的免稅是否出於真心，但是官吏卻是絕不肯照章辦事的，因為這樣一來，他們的政績就要受到影響，他們的官路也會不再亨通。所以，他們自有一套陽奉陰違的「錦囊妙計」，那就是拖延不辦，對此，白居易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村。」里胥是鄉鎮中的低級官吏；這里的「榜」是張貼的意思。皇帝的免稅詔書才剛剛由那班「里胥」們神氣活現地公布到家家戶戶，可這一切已經無濟於事了，因為「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一直要到絕大多數人家都「典桑賣地」，納完租稅之後，才將已經成為「一紙空文」的「尺牒」在鄉村中張貼公布，這已經沒有意義了。「里胥」們原本是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敢於欺上瞞下到如此地步的，其實是朝廷上下，沆瀣一氣，朋比為奸。白居易對此心知肚明，吃苦的還是那些無依無靠的貧苦百姓。他們一苦天災，二苦黑官，這正是「苛政猛於虎」。
這首詩體現了作者視民如子的情懷，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腐敗。作者在《輕肥》詩中曾一針見血地控訴「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在這首《杜陵叟》中，他更寫到「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白居易在義憤填膺地寫下上述的控訴時，並沒有意識到，他實際上已經觸及了封建社會那人吃人的兇殘野蠻的社會本質。事實上，每當災荒嚴重之際，由皇帝下詔蠲免租稅，而地方官照樣加緊盤剝勒索，不過是封建社會經常上演的雙簧戲而已。宋代詩人范成大就有一首《後催租行》中提到：「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說的也是一回事，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而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在封建社會中，能夠對這種免的白免、催的照催的吃人雙簧戲進行最早、最有力的批判的，正是唐代新樂府運動的旗手——白居易

7. 尋求白居易《杜陵叟》賞析

《杜陵叟》賞析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余。
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
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
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
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
不知何人奏皇帝， 帝心惻隱知人弊。
白麻紙上書德音， 京畿盡放今年稅。
昨日里胥方到門， 手持尺牒牓鄉村。
十家租稅九家畢， 虛受吾君蠲免恩。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冬天到第二年春天，江南廣大地區和長安周圍，遭受嚴重旱災。這時白居易新任左拾遺，上疏陳述民間疾苦，請求「減免租稅」，「以實惠及人」。唐憲宗總算批准了白居易的奏請，還下了罪己詔；但實際上不過是搞了個籠絡人心的騙局。為此，白居易寫了《輕肥》和這首《杜陵叟》。

這首詩在禾穗青乾，麥苗黃死，赤地千里的背景上展現出兩個頗有戲劇性的場面：一個是，貪官污吏如狼似虎，逼迫災民們「典桑賣地納官租」；接著的一個是，在「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後，里胥才慢騰騰地來到鄉村，宣布「免稅」的「德音」，讓災民們感謝皇帝的恩德。

詩人說他的這首詩是「傷農夫之困」的。「杜陵叟」這個典型所概括的，當然不僅是杜陵一地的「農夫之困」，而是所有農民的共同遭遇。由於詩人對「農夫之困」感同身受，所以當寫到「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的時候，無法控制自己的激情，改第三人稱為第一人稱，用「杜陵叟」的口氣，痛斥了那些為了自己陞官發財而不顧農民死活的「長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作為唐王朝的官員，敢於如此激烈地為人民鳴不平，不能不使我們佩服他的勇氣。而他塑造的這個「我」的形象，以高度概括地反映了千百萬農民的悲慘處境和反抗精神而閃耀著永不熄滅的藝術火花，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

正面寫「長吏」只用了兩句詩，但由於先用災情的嚴重作鋪墊，後用「我」的控訴作補充，中間又揭露了封建社會最本質的東西，所以著墨不多而形象凸現，且有高度的典型性。「明知」農民遭災，卻硬是「不申破」，甚至美化現實以博取皇帝的歡心，這個長吏不是很有典型性嗎？「明知」夏秋兩熟，顆粒未收，農民已在死亡線上掙扎，卻硬是「急斂暴徵求考課」，這不是入木三分地揭露了最本質的東西嗎？

從表面上看，詩人鞭撻了長吏和里胥，卻歌頌了皇帝。然而細繹全詩，就會有不同的看法。對於長吏的揭露，集中到「求考課」；對於里胥的刻畫，著重於「方到門」：顯然是有言外之意的。考課者，考核官吏的政績也。既然長吏們「急斂暴征」是為了追求在考課中名列前茅，得以陞官，那麼，考課的目的是什麼，也就不言而喻了。「里胥」有多大的權力，竟敢等到「十家租稅九家畢」之後「方到門」來宣布「免稅」的「德音」，難道會沒有人支持嗎？事情很清楚：「帝心惻隱」是假，用考課的辦法鼓勵各級官吏搜刮更多的民脂民膏是真，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詩人能懷著「傷農夫之困」的深厚感情，通過筆下的藝術形象予以揭露，是難能可貴的。

事實上，當災荒嚴重的時候，由皇帝下詔免除租稅，由地方官加緊勒索，完成、甚至超額完成「任務」，乃是歷代統治者慣演的雙簧戲。蘇軾在《應詔言四事狀》里指出「四方皆有『黃紙放而白紙催』之語」（在唐代，皇帝的詔書分兩類：重要的用白麻紙寫，叫「白麻」；一般的用黃麻紙寫，叫「黃麻」。在宋代，皇帝的詔書用黃紙寫，地方官的公文用白紙寫），就足以證明這一點。此後，范成大在《後催租行》里所寫的「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朱繼芳在《農桑》里所寫的「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嫁租」，就都是這種雙簧戲。而白居易，則是最早、最有力地揭穿了這種雙簧戲的現實主義詩人。

8. 莎衣 楊朴這首詩的鑒賞.

莎 衣 楊 朴

軟綠柔藍著勝衣，倚船吟釣正相宜。

蒹葭影里和煙卧，菡萏香中帶雨披。

狂脫酒家春醉後，亂堆漁舍晚晴時。

直饒紫綬金章貴，未肯輕輕博換伊。

【注釋】

①莎衣，即蓑衣。②蒹葭，蘆葦。③饒，任憑。④紫綬金章，紫色綬帶，黃金印章，指高級官員的服飾。⑤博換，交換。

【簡析】

「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張志和為讀者奉獻出一幅江南春江垂釣圖，叫人「能不憶江南」，楊朴為讀者奉獻出一幅北國荷湖吟釣圖，令人「心向白雲閑」；孟浩然酸溜溜地在唐玄宗面前吟出「不才明主棄」，求官反丟官，楊朴遺世獨立在宋太宗御前高歌此詩，授官卻辭官。細細品味段中的一半題外話，對理解此詩不無好處。

詠物詩的首聯往往是用來破題，詩人說蓑衣綠藍相間，柔軟勝過錦衣，穿著它靠在船邊吟詩、釣魚是最合適的。筆者曾著蓑衣以躬耕過，那東西可硬得很，如今已沒什麼人願穿。詩人難道僅僅只是因為喜愛才這樣說的嗎？

頷聯寫在煙雨朦朧，「花霧陰時迷遠浦」時候，「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穿過蘆葦盪，看蓮葉滴翠，聞菡萏飄香，想躺就躺，想坐就坐，有「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感覺。頸聯寫醉後和晴時脫蓑衣，我們彷彿看到「浩歌驚世俗，狂語任天真」楚狂接輿就站在面前，無拘無束，超然塵外。中間兩聯一「披」一「脫」，顯得多麼自由自在又多麼瀟灑超脫。

尾聯畫龍點睛，揭示主旨。任憑那紫授金印多麼珍貴，多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可是休想用這些俗物來換取我的蓑衣！「莎衣」也就有了象徵意義。「富貴非吾願」，衣錦而招搖過市豈不是沐猴而冠乎？穿上莎衣「遁世以保真」，「漁歌入浦深」；「白雲依靜渚」，「萬事不關心」。

春 盡 鄭 獬

春盡行人未到家，春風應怪在天涯。

夜來過嶺忽逢雨，今日滿溪俱是花。

前樹未回疑路斷，後山才轉便雲遮。

野間絕少塵埃污，唯有清泉漾白沙。

【簡析】

這是一首旅人春行思家之作，語言清新明快，平淡自然，雖不著一字於議論、抒情，而情純意真。

首聯用的是典型的詩家語，和岑參《還高冠潭口留別舍弟》中的「遙傳杜陵叟，怪我還山遲」的風味一樣。岑參不說自己想回家，卻說杜陵叟怪他遲遲不回家；鄭獬不說自己想回家，卻說春風怪我春盡之時還浪跡天涯。這樣寫才顯得含蓄，有詩味和詩趣。倘若改成「依然浪跡在天涯」，雖平仄一樣，意思一樣，而味同嚼蠟矣！

頷聯是流水對，出句寫行路難，詩人從三個方面入手寫，一是夜行，二是過嶺，三是聞雨，在「夜來風雨聲」中跋涉於崇山峻嶺中，怎不令人有「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的感慨呢？怎不令人發出「問君西遊何時還」的長嘆呢？對句給人以王維「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那種境界，在「試看春殘花漸落」之時，詩人是否也會發出「紅消香斷有誰憐」和「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何況落紅無數」的感慨呢？春天都已經匆匆歸去，自己怎不風雨兼程，不分晝夜往家趕呢？

頸聯很有陸游「山重水復疑無路」和柳宗元「嶺樹重遮千里目」那種意境。山巒總是重重疊疊，連綿起伏，乍看無路，而實際上它向著遠方逶迤延伸；嶺樹總是密密麻麻，雲遮霧繞，乍看路斷，而實際上路還在腳下。而其間正蘊含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光明前景，這在哲學上就叫做「否定之否定」規律。

尾聯的重點在「清」、「白」二字，「清泉漾白沙」，自然沒有「車馬喧」時「塵埃不見咸陽橋」之烏煙瘴氣。屢遭貶謫的詩人，不免要從心裡發出「窮則獨善其身」的吶喊。

9. 翻譯白居易的<長鄉思>

長相思 ·白居易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頭，吳山點點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歸時方始休，月明人倚樓。

【詩文賞析】

這首《長相思》，寫一位女子倚樓懷人。在朦朧的月色下，映入她眼簾的山容水態，都充滿了哀愁。前三句用三個「流」字，寫出水的蜿蜒曲折，也釀造成低徊纏綿的情韻。下面用兩個「悠悠」，更增添了愁思的綿長。全詞以「恨」寫「愛」，用淺易流暢的語言，和諧的音律，表現人物的復雜感情。特別是那一派流瀉的月光，更烘托出哀怨憂傷的氣氛，增強了藝術感染力，顯示出這首小詞言簡意富、詞淺昧深的特點。

俞陛雲《唐五代兩宋詞選釋》：此詞若「晴空冰柱」，通體虛明，不著跡象，而含情無際。由汴而泗而江，心逐流波，愈行愈遠，直到天末吳山，仍是愁痕點點，凌虛著想，音調復動宕入古。第四句用一「愁」字，而前三句皆化「愁」痕，否則汴泗交流，與人何涉耶！結句盼歸時之人月同圓，昔日愁眼中山色江光，皆入倚樓一笑矣。

黃升《花庵詞選》：此詞上四句，皆談錢塘景。

《詞譜》卷二：《長相思》，唐教坊曲名。此詞「汴水流」一首為正體，其餘押韻異同，皆變格也。此詞前後段起二句，俱用疊韻。

《刪補唐詩選脈箋釋會通評林》卷六十引黃升雲：樂天此調，非後世作者所能及。 《蓼園詞選》引沈際飛雲：「點點」字俊。

《白香詞譜箋》卷一謝朝征雲：黃叔升雲：此詞「汴水流」四句，皆說錢塘景。按泗水在今徐州府城東北，受汴水合流而東南入邳州。韓愈詩「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瓜州即瓜州渡，在今揚州府南，皆屬江北地，與錢塘相去甚遠。叔陽謂說錢塘景，未知 何指。

《放歌集》卷一陳廷焯雲：「吳山點點愁」，五字精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