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賞析

A. 曹操人物賞析

三國人物評論－曹操

金弦玉翎射蒼穹，挾雛龍，懾群雄。與雁同征，鐵騎踏春紅。漢室江山如殘月，觀滄海，傲意濃。登上九五至尊的寶座君臨天下，是每一個有雄心的政治家一生的渴望，那種「談笑間人頭落地，揮袖間千萬人膜拜」的誘惑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抗拒的。
從「許游耕田」到「挾天子以令諸侯」，這個功高震主的丞相最終也沒有實現父儀天下。擁兵自強，他完全有實力去廢天子而自立，但這個一直讓史學家們爭議的舉措也只是後人遺憾的推測，具體實施，也才到了其子曹丕的時候。究其原因，恐怕要從文化的角度來定論了。在中國歷史文學中，曹操也有相當的地位，其自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文學家，《蒿里行》、《龜雖壽》、《短歌行》等都有很大的價值。既然他對文學有如此深的造詣，那麼他就始終擺脫不了那種忌諱被史書記載的羈絆。雖無帝王之名，卻有帝王之實，這一舉措是否明智，我們很難用對錯來作簡單的評價，但是從這一點，我們卻可以看到曹操在政治上猶豫的一面，這也就註定了他曹氏天下的命運。一生的辛勞，一世的戎馬，換來的結果卻是駟（司）馬分槽（曹），為他人做嫁衣裳。
去過官渡之戰的遺址，一千八百多年後的今天，那裡已是荒煙蔓草，斜陽照在斷壁殘垣上的余輝早已映射不出當年的往事。風，在空氣中輕輕的滑過，是熱的，不知道千百年前，這風是否揚起過群雄逐鹿中原的錦旗；是否傳送了千軍萬馬震動天地的吶喊聲；也是否見證了一千多年的歷史。不肖說，這場歷史聞名的戰爭更讓他堅定了平定天下的信心。
然而赤壁之戰的慘敗又徹底粉碎了他實現一統的夢想，「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也只是他的一廂情願，那場噩夢般的大火燒掉的不僅僅是數十年積蓄的力量。他眼中的自信也變成了無奈的迷惘，試想，讓任何一個人窮畢生之精力積累的資本在剎那間灰飛湮滅，誰，可以承受？華容泥濘的道路上，一輛驚慌的馬車，一隊毫無秩序的敗兵，背負著那輪被金戈鐵馬映紅了的太陽，倉皇北去。
那一役之後，他便退居二線，弄子玩孫。也許他真的老了，曾經那個煮一壺老酒，把天下英雄都付笑談中的曹操已是明日黃花，即使再臨滄海，也是執杖而立，用蒼老的聲音吟唱「老驥伏瀝，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而那「江中斬蛟，雲間射鵰，席上揮毫」的壯志豪情也如東逝之水，一去不返了。
曹操也是凡人，位高權重的他丟不掉領導者和統治者普遍的特點——猜忌。世界上大海最大，比大海更大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心靈，如果他有海納百川的氣度，不殺孔融、不斬楊德祖、不誅華佗，是否他真的能如願以嘗？
歲月只是把這個問號的答案留給了一代又一代的後人去猜測，但一切的答案都是假設，一切的假設也都只是為這個梟雄唏噓長嘆的徒勞。歷史終究是歷史，江山多嬌，引再多的英雄為之折腰，也沒有人可以改變她，更不能左右她。
無數次站在魏遺址的曠野中，注視著那在天邊晚霞下盤旋的飛鳥，都想問一聲：是否你，也曾經知道那個人，那段歷史？

B. 魏晉-曹操《短歌行》的意境是

1、詩意
曹操《短歌行》共二首，其中第一首非常著名。此詩通過宴會的歌唱，以沉穩頓挫的筆調抒寫了詩人求賢如渴的思想和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
2、《短歌行》全詩
其一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其二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貢獻，臣節不隆。崇侯讒之，是以拘系。
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達及德行，
猶奉事殷，論敘其美。齊桓之功，為霸之首。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
孔子所嘆，並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
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晉文亦霸，躬奉天王。
受賜圭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
威服諸侯，師之所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
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其名紛葩。
3、創作背景
曹操平定了北方割據勢力，控制了朝政。他又親率八十三萬大軍，直達長江北岸，准備渡江消滅孫權和劉備，進而統一全中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天氣晴朗，風平浪靜，曹操下令：「今晚在大船上擺酒設樂，款待眾將。」到了晚上，天空的月亮非常明亮，長江宛如橫飄的一條素帶。再看船上眾將，個個錦衣綉襖，好不威風。曹操告訴眾將官：我自起兵以來，為國除害，掃平四海，使天下太平。東方人來道謝，曹操非常高興，先以酒奠長江，隨後滿飲三大杯。並橫槊告訴眾將說：我拿此槊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收袁紹，深入塞北，直達遼東，縱橫天下，頗不負大丈夫之志，在這良辰美景，我作歌，你們跟著和。接著，他唱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C. 錢鍾書作品賞析

錢鍾書先生以學術和小說譽滿天下，於是乎，《圍城》、《管錐編》和《談藝錄》的煌煌盛名，掩蓋了其散文的光芒——似乎很少有人稱錢鍾書為散文家了。殊不知，錢鍾書的散文，內涵豐富，邏輯縝密，文筆老辣，機趣盎然，嘻笑、譏諷、幽默、誇張擬人、引經據典、類比取譬、小說筆法……俱成文章，文風行雲流水，幾達於「無技巧」之境，可謂自成一家。在我看來，錢鍾書不僅是散文家，而且稱得上是20世紀現代白話散文的大家。
【一】
對許多人來說，名字只是用於身份辨識的符號，但對於錢鍾書教授來說，「鍾書」二字則不啻是他的座右銘，是他矢志不渝的信條，也是他「作家兼學者」形象的真實寫照。在舊中國，錢先生「兵罅偷生」，尤其是「重之喪亂，圖籍無存」令他深深的嘆惋；在「文革」中，「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他提出最不能忍受的只有一條：「沒有書」；女兒訪英，他也只有一句交代：多買新書。難怪與他鶼鰈相得的夫人楊絳先生曾斷言：「他只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錢先生如此鍾情於書，自有他的道理。用錢先生自己的話說：「有些書，如先秦諸子，特別是孔、孟、老、庄、韓、列，如《左傳》、《詩》、《騷》，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宋書》、《魏書》、《南齊書》，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等，都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基礎書、必讀書。」他認為，一個人只要多讀書，多比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見解。這當然是他的切身體會。錢先生到底讀過多少書，碌碌如我輩者實難估計。但是，僅《管錐編》一書的引文已逾萬種，杜少陵所謂的「讀書破萬卷」，錢老所讀之書之數想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錢先生坐擁書城，手不釋卷，直至「朱墨爛然，方譙周獨笑」。然而，他是「讀書以極其至」，而非「以讀書為其極至」。錢先生說過：「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這部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所以，他在酷嗜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的同時，從來也未放鬆對於「人生」這部無字「大書」的閱讀。
錢鍾書先生少年時，讀書的「食腸很大」，無論是詩歌、小說、戲曲、「極俗的書」，還是「精微深奧」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辭書、網路全書」，他都「甜咸雜進」。這個習慣後來貫徹到學術研究當中，就成為他打通學術壁障的不懈努力。當然，鍾書「鍾書」到了破萬卷之境，則後來無論在小說、散文隨筆也好，抑或是在學術論著也罷，「下筆有如神」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
錢鍾書的散文是典型的學者散文。所謂學者散文，大都具有較強的知識性，主旨不在於表情寫景，主要的表現手段也不是抒情、寫景或敘事，而是議論、說理和達意。它不是以情感人，而是以理服人，以智啟人。錢鍾書的散文正是以思想的睿智見長。他好像是把博大的知識海洋融會貫通，濃縮成涓涓清泉和深不可測的一潭清水。雜而博，既是其散文的內容特色，也成其大家風范。讀他的散文，你會在表面的駁雜紛繁中，發現其中始終隱現著的智性思辯的光芒和嚴整有序、滴水不漏的推理的力量，而這一切又是在從容不迫，「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得不止」（蘇東坡語）的行文風格中體現出來的。如數家珍般的知識掌故、信手拈來的名言雋語、爽辣尖刻的類比分析、入木三分的刻畫描摹以及讓人忍俊不禁而又拍案叫絕的譬喻揶揄，讓人大有目不暇接、酣暢淋漓之感。
就數量而言，錢鍾書的散文並不多。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散文，主要收在《寫在人生邊上》，其他散文大多散見於各報紙雜志。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出過兩個集子，近幾年才又出過一本《錢鍾書散文》和《錢鍾書楊絳散文》。
錢鍾書的散文，常常語出驚人，挾帶著先聲奪人的力量，使你一旦開讀便欲罷不能。如《吃飯》的開頭：「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只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了一個轉了彎的、不甚素樸的人生觀。辨味而不是充飢，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舌頭代替了腸胃，作為最後或最高的裁判。不過，我們仍然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只說吃飯，好比我們研究哲學或藝術，總說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樣有用的東西只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於拋棄。」真可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皆文章」。彷彿不經意間，絮絮叨叨之際，人生的感悟、素樸而又不乏真知灼識的哲理，便綿綿而來。
錢氏文體中比喻手法的運用固然是意象審美的需要，但更是打通、博綜的手法。錢氏的文章，中心意思主流思想脈絡是相當清晰的，但他卻並非作狹窄的專門論述，所以他的問題手法常常是旁徵博引、散漫扯談、旁敲側擊、比喻類比，這樣，文章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如《釋文盲》里寫道：「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而專做文字學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只能找丫頭來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你一抬舉她，她就想蓋過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自「不幸得很」以下是比喻後的散發式輻射，對喻體加工發揮，這種描寫性闡述的賓意已遠，揭示的動機是更深入了一步，自然使文體更加立體了。
再者，錢氏散文還運用了諷刺刻薄的小品文筆法。如錢鍾書先生的《寫在人生的邊上》。「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開頭一句就留下大埋伏，隨你想去。「假使人生真是這樣，那末，我們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書評家，具有書評家的本領，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一大堆……」抄到這里，我便覺得有些心虛。讓讀的人心虛，正是小品文的妙處。《論文人》篇的後半段說：「至於一般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並不愛好，並無擅長。他們弄文學，彷彿舊小說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甚得已，無可奈何。」「據說」兩字再次出現，似調侃，堪玩味。文章開頭說：「文人是可以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份，並不安本分。」欲擒故縱是小品文的章法之一，有點相聲里抖包袱的味道。「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並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這還算不得識時務的俊傑么？」最後一句有暢快淋漓之勢。下面一句仍然是讓筆者讀來心虛的：「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盡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錢鍾書式的小刻薄初露端倪。好戲尚在別的文章里呢。《釋文盲》篇開頭照例是閑扯：「在非文學書里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裡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分內的東西，卻有一種意外的喜悅。」文章寫到中間，那種叫人嘆服的刻薄又出現了：「說來也奇，偏是把文學當做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厲害……看文學書而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里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能力！」「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
作為卓越的小說家，錢鍾書還常常把小說的筆法融入散文，形成了其敘事靈活自如、虛構擬人精妙絕倫的特點。如《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就虛擬了一個溫文爾雅、「人性」十足、通情達理的「魔鬼」。每個讀者都能從中以文為鑒，照見自己或他人的隱秘世界。這不僅是小說與散文的結合，也是知識與想像的結合。
但錢鍾書的學者散文中也常常難免有「掉書袋」的毛病，他不是為知識而知識地炫耀和賣弄，其創作（包括小說）完全可以歸入「為人生」的寫作之列。正如作者在解釋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時說的：「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假如人生真是這樣，那麼，我們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書評家。」「假如人生是一本大書，那麼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了好多空間。」在這里，我們除了看到錢鍾書的謙虛外，更能體會到他對人生的態度。
毫無疑問，錢鍾書的散文是啟人心智的智者的言說，是廣泛繼承與借鑒中外優秀散文傳統、融通中西文化的文化「寧馨兒」。
【三】
「寫在人生邊上」是值得注意的文體視角。在圍城外看圍城，在人生邊上看人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然而走出了「此山」又如何？「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我們只看到錢鍾書永遠高高在上的立場，有些學者頗不滿意錢鍾書那種高於一切人的審視與幽默的超然態度。其實錢氏一直在努力追求作為一個智者，於是「他只好採用一種全知全能式的視角，這才能超脫，能在人性的、價值的、文化的最高角度獲得一種客觀，保有一種比一切人都聰明的靈感的洞察力」（李嘉建語）。他為誰說話呢？他只為一種存在做解釋，所以，他成了一個存在主義者，一個以真理和人類價值為闡述對象的智者。
如今，漫步在人生邊上的錢先生步出書頁邊緣，而他的名字便留在了書底留白處。

D. 三國志的賞析

《三國志》善於敘事，文筆簡潔，剪裁得當，當時就受到贊許。與陳壽同時的夏侯湛寫作《魏書》，看到《三國志》，認為沒有另寫新史的必要，就毀棄了自己的著作。後人更是推崇備至，認為在記載三國歷史的史書中，獨有陳書可以同《史記》、《漢書》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國史相繼泯滅無聞，只有《三國志》一直流傳到現在。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講：「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這就是說，那些同類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表述的統一。

陳壽畢竟是晉臣，晉是承魏而有天下的。所以，《三國志》便尊曹魏為正統。在《魏書》中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只有傳，沒有紀。記劉備則為《先主傳》，記孫權則稱《吳主傳》。這是編史書為政治服務的一個例子，也是《三國志》的一個特點。
陳壽雖然名義上尊魏為正統，實際上卻是以魏、蜀、吳三國各自成書，如實地記錄了三國鼎立的局勢，表明了它們各自為政，互不統屬，地位是相同的。就記事的方法來說，《先主傳》和《吳主傳》，也都是年經事緯，與本紀完全相同，只是不稱紀而已。陳壽這樣處理，是附合當時實際情況的，這足見他的卓識和創見。《三國志》總起來說記事比較簡略，這可能與史料的多少有關。陳壽是三國時人，蜀國滅亡時三十一歲。他所修的《三國志》在當時屬於現代史，很多事是他親身經歷、耳聞目見的，比較真切，按說是有條件搜集史料的。但因為時代近，有許多史料還沒有披露出來；同時，因為恩怨還沒有消除，褒貶很難公允，也給材料的選用和修史帶來了一定的困難。
從魏、蜀、吳三書比較來看，《蜀書》僅得十五卷，較魏、吳兩書更簡。這大概是魏、吳兩國的史料多於蜀的原故。陳壽寫《三國志》時，魏國已有王沈的《魏書》，吳國也有韋昭的《吳書》可作參考，這給陳壽搜集史料提供了極大方便。而蜀漢既沒有史官，也沒有現成的史書可借鑒，搜集史料就非常困難。陳壽費了很大氣力，連一些零篇殘文也注意搜尋，《蜀書》才僅得十五卷之數。《蜀書》中的許多重要人物的事跡，記載都十分簡略，可見蜀漢的史料是相當缺乏的。另外，因為政治上的原因，陳壽也可能舍棄了一些材料，如牽涉到司馬懿的一些不光彩的事，不便寫，只好舍棄了。
《三國志》取材精審。裴松之《三國志注》記漢魏交替之際的表奏冊詔有20篇之多，陳壽在《三國志·文帝紀》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冊命就把這件大事寫出來。對孫策之死，舍棄《搜神記》等書上的妄誕傳說，只記孫策為許貢的刺客所擊殺。這些都反映了他對史實認真考訂，慎重選擇的態度。

E. 錢鍾書的《管錐編》的賞析

《管錐編》簡介
《管錐編》是錢鍾書（錢鍾書）先生生前的一部筆記體的巨著。同他的《談藝錄》、《七綴集》、《槐聚詩存》、《寫在人生邊上》等不一樣，《管錐編》不能被歸入任何的學術體例當中。該書范圍由先秦迄於唐前，而涉及音韻、訓詁、經義、比較文化等多門學科。在本書中，錢先生對《周易》、《毛詩》、《左傳》、《史記》、《太平廣記》、《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辭》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古代典籍進行了詳盡的縝密的考疏，體現了先生學貫中西的豐厚學養，代表了目前學術界的最高水平。
「管錐」二字，源出《韓詩外傳》（「三家詩」之一，即《詩經》）：「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

《管錐編》書評
《管錐編》論題四則
一、遮蔽與澄明
人的認識增長途徑之一是閱讀。隨著閱讀量的不斷增大，人是逐漸由被遮蔽而走向澄明的。 從這方面來說，錢鍾書先生後期的主要著作《管錐編》，是一種澄明的思想呈遞。《管錐編》說：有所見必有所蔽；天下之道各分，而原可以合。每個人都有自己所獨特的生存體驗，都有自己的見解，因此形成了世界的方方面面。但是一種獨特的視角也可能是它的局限所在。能將各家之道綜合的，《管錐編》當無愧是集大成的主要代表。而其它的書，很可能有蔽見。在這方面，管錐是值得推薦的書之一。
二、文化胚胎與根本
現代發展源自近代，近代源自古代，雖然科技突飛猛進，但在人文領域變化不大。《錢鍾書散文》中提到這一點。正如成熟的人是由胚胎到嬰兒、少年、成年發展過來的一樣，社會文化也是如此。相對來說，越是早期的，古代的，也越是根本的。注釋古代的典籍，正是探尋人類社會文化現象的根源性存在。《管錐編》說：察古可以知今，見今可以知古。因此在闡述人類古代各種現象的同時，這種做法的當代文化意義就凸現出來。所謂胚胎，即含有各種發展生長的始基。因此呈現中華傳統文化的本原，並挑出其中的糟粕，也是《管錐編》對中國的貢獻之一。因為現代現象的各種因果追溯，都可以追尋到歷史的深處。
三、文字般若
許多發展都是否定之否定的，理論體系也不例外。因為一種理論總有它不足和待發展的地方，並且一種理論常常成為其它理論發展的桎梏。管錐編雲：真理中蘊涵著血氣。這種觀點和後現代主義的觀點很相近。後現代主義認為「從認識論和意識形態上看，人不可能把握所謂客觀的真理。所謂的真理不過是權力的象徵和對弱勢群體的壓迫。」理論同時意味著理障。甚至文字本身就意味著桎梏。但文字還得用，語言還得發展，觀念也需要放到廣大時空坐標中，和其他相關論點論據進行比較對照，而不應成為僵化偏執的教條。從這方面來說，《管錐編》類似大乘的般若，觀照萬法而又無所執，只是具體地分析具體的問題，並打通其它學科的界限，力求達到一種圓融的效果。從錢鍾書《談藝錄》對《華嚴經》的引述和錢鍾書對佛典的熟悉程度來看，他對這點是有所知的、有所行的。
四、《管錐編》的體例
《管錐編》注釋了中國十部古籍。凡是字句有出入，含義有分歧，源流可考證，值得闡述的亮點和需要評價的地方，錢先生都一一拈出。可以說，這對後來人閱讀這十部古籍起了很大幫助。同時為後來人研究其中的問題提供了很多資料和啟發。《管錐編》是錢鍾書先生的讀書心得，注釋雖多，但有的地方是借注釋而有意闡發對社會的看法和其它書的看法。例如注釋「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的問題時，指出這是歸謬法，並提到孟子好辯，其經常採用歸謬法。這就對讀者閱讀《孟子》有很大幫助。又如在講到「名由人立，藝由己成」的時候，提到了他對閱讀章學誠《文史通義》的「別有會心」，闡發了一段章學誠對社會某些現象的憤慨，這當然有些「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但也說明錢先生並不是單純閉門讀書，而也是負有社會的道義感。
《管錐編》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因為讀書既多之後，各書中或有分歧之處，必然會心存疑慮。這個地方到底作者說的對不對，是不是這樣，這都是個問題，因此有時候需要確定真偽而辨別是非。光知道「盡信書不如無書」是不夠的，還要知道正誤所在，這就需要熟讀精思了。錢先生在這方面給我們做出了很好的榜樣。
書中注釋的這十部古籍，可圈可點的地方很多，為什麼只是挑那些地方？我認為這涉及了《管錐編》的一個特點——疊構。在十部古籍的排列順序上，凡是論述的問題，一般都在前面的章節沒有出現過；凡是前面古籍拈出的問題，後面就不再論述。並且重要的是，出現的論題必然都是在歷史上有疑義需要解決，或者是首先出現的值得注意的某個現象和一些警句需要拈出和說明，或者是從文學角度需要評判。而沒有出現的論題很可能價值就不太高。當然每個讀者也可能視角是不一樣的。但讀者對古籍所關注的地方，通常都在《管錐編》的前面地方都能找到。（關於這個觀點，可以再商榷論證）。因此讀古籍的好處只剩下加深對《管錐編》引文和論述的理解了。
一部鞭撻專制的思想錄 ——我讀《管錐編》
錢鍾書先生的書總是很熱銷，錢鍾書研究也總是個熱門話題，可是作為其重要學術論著的《管錐篇》，我總覺得其底蘊亦即其思想價值並未得到認真、准確的解讀。其實這部成書於「文革」動亂之際的皇皇巨著，其學術思想的基調就是人道主義(首先當然是十八世紀以還的人道主義)，而啟蒙思想家的人道主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專制的鞭撻，因而在我看來，《管錐篇》其實也是一部鞭撻專制的思想錄。
一、 專制的可怕：「口戕口」
或許有人會問，何以見得《管錐編》有其思想、價值且集中表露於對專制的鞭撻？其實不僅錢氏本人早有明言，書中所引所述及其所論也是赫然在目。因此，順著《管錐編》中的文本線索，我們不僅可以窺探與索解錢鍾書先生「文革」當年的心路歷程，對探尋當代中國文化人十年動亂時期的心境狀態也不啻是找到並打開了一扇心靈的窗口。
人們或許記得，「文革」中曾流行一句很有點文學色彩的話：經過嚴冬的人才懂得春天的溫暖。其實，經受過「文革」磨難的人才真正懂得以言治罪的可怕和言論自由的可貴，因為極左的實質其實就是專制，就是對輿論及言論的鉗制。《管錐編》中論的雖是經史詩文，可是打開第一冊就會發現，作者的旨趣並非僅限於學術問題，相反，對古代中國專制統治的揭露與鞭撻卻始終為其不變的話題，其中對「口戕口」一語的詮釋與闡述令人至今為之心悸。
「口戕口」一語本出於先秦古器物上的銘文，《大戴禮·武王踐阼》篇始錄之。《管錐編》中對此語的詮釋頗為較真，首先是在論《周易正義》的部分里為釋「頤」卦中的「彖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一語，錢氏先是引出唐人孔穎達對此語的《正義》：「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繼之則指出孔氏「《正義》語乃取之（唐人）傅玄《口銘》」。明眼人已可看出，從「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角度疏解「慎言語，節飲食」一語，已經悄悄地把立足點置於社會政治層面。然而更值得索解的是，他認為孔氏的《正義》仍未達到一語破的，因而指出：「《大戴禮·武王踐阼》篇（中的）《機銘》『口戕口』三字涵括此象，則未有言者。」換言之，「口戕口」的含義就是「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口戕口」的教訓就是應「慎言語，節飲食」。而這也正是錢鍾書先生的重要提示。
在這里，雖然「慎言語」與「節飲食」兩大義項尚未分伯仲，但在引錄唐人劉禹錫的《口兵誡》（「我誡於口，惟心之門，毋為我兵，當為我藩，以慎為鍵，以忍為閽，可以多食，勿以多言」）的基礎上，錢氏卻道出了自己的隱憂：「諸如此類，斤斤嚴口舌之戒而馳口腹之防，亦見人之懼禍過於畏病，而處世難於攝生矣。」（《管錐編》第一冊第23～24頁，以下僅在引文末簡注頁碼）如果說這里所論尚屬泛泛而談，人們尚且感受不到專制的可怕，那麼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管錐編》中引述的幾則「口戕口」的具體史實。
在《管錐編》第三冊中論及《桓子新論》時，為釋「新論」中的「夫言語小故，陷致人於族滅，事誠可悼痛焉」數句，錢氏引錄了諸如《宋書》、《魏書》及岳珂《?史》等眾多古籍所載「口戕口」之實例。如《魏書·苻生傳》載：苻生「既眇其目，所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中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苻生非漢族的君主，其野蠻或出於文化的後進，但漢家的天子以言治罪同樣窮凶極惡。據多種古籍記載，明太祖朱元璋生性多疑，「臣工表奏頌聖，每犯忌諱：『一人有道，萬壽無疆』則疑『強盜』，『體乾法坤』則隱喻『發髡』，『作則』嫌於『作賊』，『生』、『扉』諧音『僧』、『匪』，『殊』拆字『歹』、『朱』，皆科以大逆謗訕，（故）當時有『撰表（即成）墓誌』之謠」（第971～972頁）。
錢氏這里所引尚有南朝及清代的諸多有關「口戕口」之史事，但僅此已使人們感受到了專制統治的恐怖陰森。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何以《管錐編》中一再言及「口戕口」及其種種實例？答案只能有一個：「有感而發」、「有為而發」（錢氏本人語）。因此，《管錐編》中的下述之論既是對歷史上專制統治者的鞭撻，也是對「文革」當年某些頭面人物的警告：「恃強挾貴，而苛察雄猜，憬然嚴周身之妨，?焉極十目之視，蓋眾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眾耳。」（第973頁）
二、 專制的可鄙：愚民
《管錐編》中對專制統治及其種種表現的揭露與鞭撻即使人們感受到專制的可怕，也使人們看到專制的可鄙。因為專制統治一方面憑借赤裸裸的暴力，另一方面也無恥地運用種種愚民措施。《管錐編》中有關這方面的敘述雖是理智多於激情，但細細品味，錢先生對專制統治的鄙薄與厭惡之情卻依然是力通紙背，入木三分。
在論及《周易》「觀」卦中《彖》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數句時，他即引述《墨子·明鬼》篇中的兩段話（其一曰：「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並指出：「後世談士闡發政教相須，與墨子暗合。」這後世談士中即包括清初文學家魏禧與近代思想家魏源（一說「刑賞窮而作《春秋》，筆削窮而說地獄」；一說「鬼神之說有益人心，陰輔王教者甚大，王法顯誅所不及者，惟陰教足以懾之」）。雖然《管錐編》中對「二魏」有頗多稱許，但錢氏於此對「二魏」的評論卻表露了自己對專制統治的厭惡：「夫設教濟政法之窮，明鬼為官吏之佐，乃愚民以治民之一道。二魏見其治民之效，而未省其愚民之非也。」
可恨的是，不僅文化人中有這么一幫專為「治人者」謀的文臣策士，專制統治者本身對其中的玄機也是洞若觀火，而且不獨古代中國如此，古希臘、羅馬以還的西方世界也不例外。《管錐編》中就此寫到：
古希臘、羅馬文史屢言君主捏造神道為御民之具。聖·奧古斯丁斥君主明知宗教之妄而誘民信為真，俾易於羈絆。相傳奧古斯德大帝（Augustus）雲：「有神則資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設其為有。」此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之供狀。（第18～19頁）
此「之供狀」當然也就是供出了「愚民以治民」的可鄙伎倆。然而《管錐編》中對統治者愚民伎倆的揭露尚不止於此，同時還追溯了「愚民說」的由來及其貌似相左而實則為一的兩種表現形式。在論及《左傳》昭公十八年載周臣原伯魯「不說（悅）學」的有關史事時，錢氏認為找到了「愚民說」的源頭（「愚民之說，已著於此」）。就此他引出了《老子》第六十五章（「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論語·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莊子·紸篋》（「絕聖棄智，大盜乃止」）、《商君書·墾令》（「民不貴學則愚」）以及《孫子·九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等古籍中諸多議論，指出原生形態的「愚民說」就是原伯魯輩的所謂「不說學」，也就是「治民如治軍，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雖然這里的議論未免略嫌累贅，但說穿了就是，實現愚民的目的既可求助於鬼神也可藉助於蒙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錢氏話鋒一轉同時提出了一個促人自省的警世之論：「文章學問復可為愚民之具。」（第233～234頁）這里雖然無意贅引《管錐編》中引錄的宋人晁說之以下眾多文家哲人之說，但以「文章學問」為「愚民之具」同樣是要達到「治民如治軍」的目的。因此，從製造鬼神到製造愚昧再到製造規范的「文章學問」，其實都是專制統治者的一個既不可告人也不願告人的可鄙圖謀：「亦使由而不使知也。」
三、 專制的可惡：養寇自重
從《管錐編》、《談藝錄》中可以看出，錢鍾書先生有著濃厚的人道主義精神和自由主義理想，因而他對古代中國社會及其專制統治總是取一種審視的目光。在前兩節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如何評判專制統治與人民大眾，尤其是與知識階層的關系。但在統治階級內部，專制體制又有何弊端呢？
在《管錐編》中論及《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載臧孫氏有關「疾癦」之說時，錢氏由「疾癦」而論及「美癦」再論及所謂「外寧必有內憂」之說。「疾癦」何以成為「美癦」？他先是引出唐人柳宗元的《敵戒》作答：「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益之大」；繼之則以宋人楊萬里的下述之論作結：「天之於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譴之以變異，絕之者則誤之以強盛，愛之者則懼之以災害。」換言之，這就是「疾癦」之所以又為「美癦」，或曰「外寧必有內憂」的正面含義。但是，這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我們還必須看到：「事有貌同而心異者，釋敵以為外懼，固遠識謀國之忠也，養寇挾而自重，則老黠謀身之巧也；柳州言其一而未知其二。」錢氏歸納的這個連柳宗元尚且未知的「其二」，就是存在於古代中國社會的一種腐惡機制：養寇自重。
何謂「養寇自重」？《管錐編》中屢舉《吳越春秋》載吳王「夫差矢書射文種」以下至汪景祺戒年羹堯等諸多史事，而其取捨原則則一概本之於所謂「兔死狗烹、鳥盡弓藏」之喻。這里讓我們從中轉錄三則顯例以見一斑：
《南史·賊臣傳》（載）侯景為慕容紹宗所敗，軍潰，收散卒才得八百人，（遣）「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北史·賀若弼傳》（載）隋文帝曰：「初欲平陳時，弼謂高熲曰：『陳叔寶可平，不作高鳥盡、良弓藏邪？』」鄭達《野史無文》卷三記左良玉大捷而不肯窮追，曰：「留此殘賊，武官尚可為人；若賊今日平，武臣明日即奴矣！」同是斯理。（第216～218頁）
這一「斯理」俗稱就是「兔死狗烹」之喻，演化為現實也就是「養寇挾而自重」的腐惡機制。雖然在今天看來，「養寇」者自有其不得已之處甚或某種理由，但由此卻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何以政治腐敗、民生凋零、社會動盪總是伴隨著專制統治相始終？因此，「老黠謀身之巧」也是專制統治必然帶來的一大可惡之處。
四、 專制的可悲：身退罹殃
古代中國的專制統治不僅造成了君臣之間的相互猜忌，也使臣僚之間經常處在相互傾軋之中。《管錐編》中就此也給我們描述了一種現象：身退罹殃。然而這一現象的含義為何又從何言起呢？
錢氏在論及《詩經·王風·采葛》中「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兩句時，即接過毛《傳》所言（「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而把話題引向專制統治下君臣關系及臣僚之間的關系。就此，他先是舉出魏文帝曹丕評劉表父子相疏離的言論（「容刀生於身疏，積愛生於近習」），繼之則舉出兩晉、北齊及北宋的有關史事，指出所謂「一日不朝，其間容刀」雲雲均為「（采葛）毛《傳》之旨。」乃直接地說，臣僚不離君實為得寵邀福的一個必要條件，反之，身退於樞要則禍機莫測。因此，錢氏得出結論：「故古來權臣得君者，鍾鳴漏盡，馬竭器盈，而戀位不去，亦以深慮去位而身與君疏，身疏而容刀、戈也。」（第102頁）
錢氏還認為唐人「李德裕道此隱衷，最為切至」，故不吝篇幅引出了李德裕的大段之論。為申論便這里自然應予轉錄，只是此論過於冗長，這里不妨將其要點稍作節錄，同時也藉以感受一下專制統治下身為臣僚者的悲涼心境。李德裕《退身論》曰：
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一旦去權，禍機莫測。操政柄以御怨誹者，如荷戟以當狡獸，閉關以待暴客；若舍戟開關，則寇難立至。遲遲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終身之禍，亦猶奔馬者不可以委轡，乘流者不可以去楫。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謝病辭免，尋即遠就澤國，自謂在外而安。豈知天高不聞，身遠受害！余豈不知身退罹殃，蓋恥同（文）種、（李）斯之不去也，則知勇退者豈容易哉！而陸士衡稱「不知去勢以求安，辭寵以要（邀）福」，斯言過矣！（第102～103頁）
無庸評說，李德裕此論既道出了身為臣僚者可悲心境的「隱衷」，也使人們至今還能感受到專制統治下那種「高處不勝寒」的政治氛圍。然而，倘若我們再聯系《管錐編》中隨之述及的清初徐乾學「落職尚不肯去」的故事，我們就會看到，專制統治不僅給其臣僚造成一種可悲境地，同時還迫使其墮落成為一種政治無賴，因為徐乾學要康熙分清君子與小人，而其標准就是：「說臣好的，便是君子，說臣不好的，便是小人。」康熙區分君子與小人當然不會以此為標准，因此，「身退罹殃」也只能是專制統治下身為臣僚者的一很難避免或者帶有某種必然性的可悲下場。
五、 專制的可笑：帝皇才學
《管錐編》中對古代中國專制統治的反思與針砭並非盡為明白曉暢之論，但是，拒絕與否定任何形式的專制統治卻是其作者從不隱諱的主張。因此在錢氏的筆下，不僅專制統治者的心理常處在悲涼與陰暗的狀態，專制統治者的形象也從未得到正面的稱道。正因為如此，他的有關帝皇才學的議論與嘲諷其實也就是對專制統治的否定。
首先需要指出，在《管錐編》四冊百餘萬字的著述中，貶議或諷議帝皇的文字幾近於比比皆是，其中論及或提及的帝皇，包括梁武帝、魏孝文帝、隋煬帝、唐太宗、唐德宗、宋真宗、清世宗、清高宗等多位古代中國君主。這里，我們先來看看他對帝皇才學的貶議。
人們知道，在我國自秦以後的歷代帝皇中，南朝的梁武帝父子算得上是「嗜學好文」者，然而在《管錐編》中，錢氏不僅一再尖銳指責梁武帝佞佛「害於其政，著於其尋常行事」（第1544頁），對梁武帝「挾貴好勝」的淺薄無聊也頗多譏諷：
梁武挾貴好勝，史籍頻書。《梁書·沈約傳》記約與梁武競誦，各疏粟事，（沈）約故讓（梁武）帝多二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南史》)卷五十《劉顯傳》：「有沙門訟田，（梁武）帝大署曰『貞（貞）』，有司未辨，遍問莫知，（劉）顯曰：『貞字為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褊淺有若是者。（第1383頁）
對梁武帝「挾貴好勝」如此鄙薄，對隋煬帝的自命不凡同樣嗤之以鼻。在論及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不韋遷蜀，世傳《呂覽》」一語時，他由議論司馬遷「舉例不當」而論及門客著書，又由之而論及梁元帝、唐德宗、宋真宗為表明自己的著述非由「臣下代作」而為「朕自起草」的幾則言論，進而論及隋煬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的狂言：「設令朕與士夫高選，亦當為天子矣。」就此，他以不屑一顧的口吻論及帝皇的「才學」、「術業」：
夫貴人「言言」，賤士「文糞」，王充之所深慨（《論衡·自紀篇》），況益以天子之尊而稍有「才學」、「術業」乎？《荀子·堯問》記「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竊謂以群臣莫逮為己憂，群臣尚且莫或敢逮，何況喜而驕乎！鮑照為文「多鄙言累句」，王僧虔「常用掘筆書」，即「群臣莫逮」之例矣。（第942頁）
在這里，錢氏雖是僅僅點明論題而未說破用意，但對其所舉例證的史實稍作了解，其真實用意即顯豁於世。《荀子·堯問》所記本為吳起諫魏武侯言，義為諸侯相爭須集思廣益方可致勝。至於鮑照為文雲雲則向人們尖銳揭示帝皇的「才學」實為帝皇的淫威。據《南史·鮑照傳》記載：「（宋）文帝以（鮑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人莫能及，（鮑）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咸謂（鮑）照才盡，實不然也」；又據《南史·王曇首傳》記載：傳主次子王僧虔善書，但在劉宋孝武帝時，因「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公元457～464年）常用掘筆（即禿筆）書，以此見容」。至此，我們也就清楚了鮑照為文「多鄙言累句」及王僧虔「常用掘筆書」的苦衷所在。據此我們也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錢氏援此兩典雖是含而不露，但實則告訴人們帝皇的才學其實就是帝皇的淫威。
當然，專制統治並非憑借統治者「才學」與「術業」，但是，為了宣傳與論證專制統治的至上性與神聖性，其幫閑文人的首要職責就是鼓吹專制統治者的天資與博學。因此，帝皇才學不僅是專制統治的門面與旗幟，也被裝扮成專制統治的道義基礎。正因為帝皇才學與專制統治有著如此密切的重要關系，因而《管錐編》中不僅一再嘲諷帝皇的淺薄無聊，對帝皇中的某些「嗜學好文」者也不予稱道。
例如在論及北魏韓顯宗「上書」諫其高祖（即孝文帝）不可「目玩墳典」這一史事時，錢氏即以認可的口吻提及「後來唐太宗嗜學好文，朝臣（如褚遂良）亦進諍言」，而在談到「古來帝皇著述最富而又斑斑可見者」之清高宗時，他又不無譏諷且不無遺憾地寫到：「才同倚馬，載可汗牛，乾隆臣工倘有如韓顯宗、褚遂良之上言者乎？未之考也。」（第1491～1492頁）「乾隆臣工」中是否有這樣一位直言諫臣倒並不重要，但據此我們倒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在錢鍾書先生看來，所謂帝皇才學不過是專制統治的一個可笑的點綴罷了。
八、 結 語
回顧本文所述，我想人們自然會明白：錢鍾書先生何以特別看重《管錐編》一書？但是，書中對專制統治的揭露與鞭撻與其說是直接針對「文革」當年的「全面專政」，不如說是在為之追溯歷史與文化的淵源。如果說這一追溯在20年前出版的《管錐編》中尚不夠顯豁，那麼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管錐編增訂》中他索性挑明用意，直截了當地寫到：「孟德斯鳩嘗論亞洲之專制一統不足為訓，政體當如音樂，能使相異者協，相反者調，歸於和諧。」（第23頁）因此，說《管錐編》是一部鞭撻專制的思想錄當確有所據。

F. 《觀滄海》的譯文和賞析

觀滄海
《曹操·步出廈門行·觀滄海》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English version:

THE SEA

I come to view the boundless ocean

From Stony Hill on eastern shore

Water rolls in rhythmic motion,

Islands stand amid its roar.

Tress on trees, from peak to peak,

Grass on grass, lush far and night,

Autumn winds blow drear and bleak,

Monstrous billows surge up high.

Sun by day, moon by night

Appear to rise up from the deep.

The Milky Way with stars to sleep.

How happy I feel at this sight!

I sing this poem in sheer delight.

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領大軍征伐當時東北方的大患烏桓。這是曹操統一北方大業中的一次重要戰爭。遠征途中，他寫下了樂府歌辭《步出夏門行》（屬於《相和歌·瑟調曲》）。這一組詩包括五個部分，開頭為「艷」辭，即序詩，以下各篇分別取詩句命名，依次為《觀滄海》、《冬十月》、《河朔寒》（亦作《土不同》）、《龜雖壽》。從音樂曲調上說，五個部分是一個整體，從歌詞內容上看，四篇則可以獨立成篇。

《觀滄海》是這年九月曹操北征烏桓勝利班師途中登臨碣石山時所作。這首四言詩借詩人登山望海所見到的自然景物，描繪了祖國河山的雄偉壯麗，既刻劃了高山大海的動人形象，更表達了詩人豪邁樂觀的進取精神，是建安時代描寫自然景物的名篇，也是我國古典寫景詩中出現較早的名作之一。首二句「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寫詩人於揮師北伐之際來到碣石山下，登高觀海。碣石山原位於今河北省樂亭縣西南（一說在今河北省昌黎縣西北），漢時還在陸上，面對著渤海，六朝時由於地質變動，沉於海中。詩人登上碣石山，俯視大海，只見的：「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澹澹，水波動盪狀。竦峙，島嶼高聳的樣子。詩人登高遠眺，舉目所及只見一望無垠的大海波搖浪涌，海中的島嶼高高矗立。這是多麼遼闊、多麼壯觀的景象！在歷史上，秦始皇、漢武帝都曾東巡至此，刻石觀海。如今詩人站在秦皇、漢武游蹤所到之處，居高臨下，望著水天相連的蒼茫大海和海中高聳的島嶼，想到中原地區已經平定，北伐烏桓也已取得決定性勝利，北方統一即將實現，心情該是何等激奮！這時，詩人的目光注視著海上的島嶼，眼前是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樹木百草，生長十分繁茂，一陣蕭瑟的秋風吹過，海面上湧起滾滾的波濤。盡管蕭瑟的秋風給人以悲涼蕭殺之感，但是疾風勁草，方顯其英雄本色；洪波洶涌，愈見其生命不息！這是對自然環境的真實描繪，也是詩人主觀感受的具體寫照。曹操在取得一連串的戰爭勝利之後，他覺得自己的雄圖偉業猶如這樹木百卉一樣，生機勃發，也為這洪波湧起的大海，充滿生命的活力。以下，詩人又展開其豐富的想像，進一步描繪了大海吞吐日月、包蘊星漢的宏偉氣魄和博大胸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日月的運行好象出沒於大海的懷抱之中，燦爛的銀河群星好象包孕於大海的母腹之內。請看，這就是大海的氣魄，大海的胸懷。真是太壯觀、太奇偉了。

《觀滄海》一詩全篇寫景，其中並無直抒胸臆的感慨之詞，但是誦讀全詩，仍能令人感到它所深深寄託的詩人的情懷。通過詩人對波濤洶涌、吞吐日月的大海的生動描繪，使我們彷彿看到了曹操奮發進取，立志統一國家的偉大抱負和壯闊胸襟，觸摸到了作為一個詩人、政治家、軍事家的曹操，在一種典型環境中思想感情的流動。全詩語言質朴，想像豐富，氣勢磅礴，蒼涼悲壯，為歷代讀者所激賞。沈德潛在《古詩源》中評論此詩「有吞吐宇宙氣象」。這是很精當的。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三國時政治家、軍事家、詩人。字孟德，小名阿瞞，沛國譙縣（今安徽亳州市）人。

初舉孝廉，任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後在鎮壓黃巾起義和討伐懂卓的戰爭中，逐步擴充軍事力量。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為袞州牧，分化、誘降青州黃巾軍的一部分，編為"青州兵"。建安元年（196年），迎獻帝都許（今河南許昌）。從此用其名義發號施令，先後削平呂布等割據勢力。官渡之戰大破河北割據勢力袁紹後，逐漸統一了中國北部。建安十三年，進位為丞相，率軍南下，被孫權和劉備的聯軍擊敗於赤壁。封魏王。子曹丕稱帝，追尊為武帝。

他在北方屯田，興修水利，解決了軍糧缺乏的問題，對農業生產的恢復有一定作用；用人唯才，羅致地主階級中下層人物，抑制豪強，加強集權。所統治的地區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精兵法，著《孫子略解》、《兵書接要》等書。善詩歌，《蒿里行》、《觀滄海》等篇，抒發自己的政治抱負，並反映漢末人民的苦難生活，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散文亦清峻整潔。著作有《魏武帝集》，已佚，有明人輯本。今有整理排印本《曹操集》。（《辭海》1989年版）。

太祖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書則講武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魏書》）

上雅好詩書文籍，雖在軍旅，手不釋卷。每每定省，從容常言：人少好學，則思專，長則善忘；長大而能勤學者，唯吾與袁伯業耳。（《典論·自敘》，袁伯業名遺，袁紹從兄。）

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鍾嶸《詩品》）
東行登上碣石山，來觀賞大海。

譯文
海水多麼寬闊浩盪，碣石山高高聳立在海邊。

碣石山上樹木叢生，各種草長得很繁茂。

秋風颯颯，海上湧起巨大的波濤。

日月的運行，好象是從這浩淼的海洋中出發的。

銀河星光燦爛，好象是從這浩淼的海洋中產生出來的。

真是幸運極了，用歌唱來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吧。

G. 《三國演義》精彩情節賞析

二虎相爭，驚心動魄 ─＜裸衣斗馬超＞賞析在《三國演義》中，著力表現曹操方面將領的武勇氣概的精彩片段，大概莫過於＜許褚裸衣斗馬超＞（第59回）了。人們熟悉的成語「赤膊上陣」，也來自這個片段。據《三國志˙魏書˙許褚傳》，歷史上的許褚在建安十六年（211年）隨曹操攻馬超、韓遂時，確曾與馬超對峙，馬超由於忌憚許褚的勇力，放棄了突然襲擊曹操的企圖，但馬、許二人並未交手。羅貫中以這一史實為基礎，運用浪漫主義的想像，經過生發和虛構，創造出一篇熱鬧生動的故事。小說第59回，寫曹操與馬超相持於渭河邊，曹操按照隱士婁子伯的指教，趁天氣暴冷，取渭河沙土築城，邊築邊潑水，一夜便築成土城。馬超聞報，大為吃驚，率領大軍前來進攻。曹操親自出營相迎，身後只跟了許褚一人。盡管曹操在戰斗中已經接連幾次被馬超打敗，甚至狼狽得割須棄袍而逃，但他仍然充滿自信，力圖在精神上壓倒對方，所以他一開口就要馬超投降。一心要報殺父之仇的馬超一聽此言，簡直怒不可遏，恨不得馬上沖過去，將曹操生擒活捉。然而，正當他要對曹操進行突然襲擊的時候，曹操背後的許褚卻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情況頓時發生了變化。在此之前，馬超雖然沒有同許褚答過話，但早已聞其勇武之名，並從韓遂口中聽說：「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為『虎痴』；如遇之，不可輕敵。」就在幾天以前，當馬超在渭水邊襲擊曹軍之時，曾親眼看見一員勇將背負曹操，從一丈開外跳到船上，在馬超軍雨點般的箭矢中，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馬鞍遮護曹操，其勇捷雄武、奮不顧身給馬超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刻，曹操背後正是這員勇將，只見他「睜圓怪眼，手提鋼刀，勒馬而立」，一副凜然不可犯的氣概。馬超猜想這就是許褚，不想貿然行動，便揚鞭問道：「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處於高度戒備狀態的許褚立即大叫道：「吾即譙郡許褚也！」叫聲中，他「目射神光，威風抖擻」，令人望而生畏。這位被曹操稱為「吾之樊噲」(《三國志˙魏書˙許褚傳》)的勇士，十幾年來，一直忠心耿耿地護衛曹操，經歷過無數驚心動魄的戰斗，向來無所畏懼，只要馬超動手，他馬上就會像狂飆一樣撲上去，與之拚個你死我活。一時間，勇猛無敵的馬超竟然被許褚這種氣勢震懾住了，他乾脆放棄了突襲的打算，徑自撥馬而回，一場劍拔弩張的形勢就這樣頃刻化解了。在這個靜態的對峙場面中，盡管馬超和許褚都只說了一句話，但氣氛卻相當緊張。兩員虎將彼此逼視，如同兩塊帶電的雲團，一旦發生碰撞，就會迸發出灼人的火花。作者不僅以精煉的語言正面描寫了許褚的英勇氣概，而且運用襯托手法，從多種角度，逐層加以渲染：第一層，寫馬超面對許褚金剛怒目式的氣勢，竟「不敢動」；第二層，角度一轉，寫「兩軍觀之，無不駭然」；第三層，角度再一轉，寫曹操對諸將稱贊道：「賊亦知仲康（按：許褚字仲康）乃虎侯也！」經過這樣層層皴染，許褚的威猛形象給讀者留下了鮮明的印象。然而，作者並不滿足於對這個靜態的對峙場面的描寫。他深知，戰爭是力的較量，勇的拚搏，即使雙方都在思謀用計，最終還得通過戰場上的廝殺來決出勝負；何況馬超、許褚都是勇猛有餘而智謀不足的人物，怎能只寫他們的威勢，就此止步呢？於是，作者又進一步精心虛構了「裸衣斗馬超」的情節。聽了曹操的稱贊，許褚豪氣勃發，當眾宣稱：「某來日必擒馬超。」曹操提醒他：「馬超英勇，不可輕敵。」這既是認真的告誡，又是巧妙的激將。許褚更加來勁，非要與馬超決一死戰，並立即派人去下挑戰書。馬超豈是怕人的？他在許褚的逼視下撥馬而回，固然是一時被震懾住了，但也有「惺惺惜惺惺，英雄識英雄」之意。面對許褚咄咄逼人的挑戰，他不禁勃然大怒，當即在挑戰書上批道：「誓殺『虎痴』。」這幾句話在全篇中起著過渡的作用，預示著一場兩雄相爭的決斗即將來臨。第二天，在兩軍布成陣勢之後，馬超與許褚的交鋒開始了。一邊是威名遠揚的「錦馬超」，一邊是驍勇絕倫的「虎痴」，好一場勢均力敵的戰斗呵！作品分三層描寫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惡戰：第一層，寫二人各自挺槍舞刀，拍馬接戰。作品沒有詳細描寫雙方的神情和武藝，只是概括地敘寫一句：「鬥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讀者可以想像，那如潑天巨浪的大刀，那像梨花飛舞的銀槍，牽動著雙方多少將士的心！第二層，寫二人經過一百多合的激戰，似乎毫無疲憊的感覺，僅僅因為馬匹睏乏，才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繼續拚殺。作品仍然沒有詳細描繪雙方的神情招式，又是概括地寫了一句：「又斗一百餘合，不分勝負。」由「勝負不分」到「不分勝負」，僅僅顛倒了一下詞序，卻大大加強了讀者的印象。雙方真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才，難分高低。讀者可以想像，這一番廝殺比前一番更加激烈，雙方都是怒目圓睜，汗流浹背，兩匹戰馬在渭水平原上攪起了團團塵霧……。這兩個層次，層層蓄勢，為後面的描寫作了有力的鋪墊。第三層，描寫達到高潮。只見「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這一連串鼓點般急驟的語言，活脫脫地勾勒出了許褚那剽悍狂躁、志在必得的神態，在生與死的博斗中，竟然卸去盔甲，赤膊上陣，這是只有許褚這樣憨勇的「虎痴」才會作出的舉動。雙方又鬥了三十餘合，拚殺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許褚奮威，一刀向馬超砍去；馬超閃過，一槍向許褚心窩刺來；許褚棄刀將槍夾住，雙方便爭搶起來。槍桿拗斷了，雙方「各拿半截在馬上亂打」。這個戲劇化的鏡頭，把這場激戰推向了頂點。這時，雙方將士上前相助，混戰代替了兩人的戰斗。盡管這場拚殺沒能決出勝負，但馬超和許褚的勇氣和武藝都得到充分的渲染，，許褚的形象尤為突出。事後，馬超對韓遂說：「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真『虎痴』也！」作品以這一句充滿贊嘆之意的話來結束這一片段，可謂畫龍點睛之筆。綜觀《三國演義》全書，許褚只是一個很次要的人物，出場雖多，卻總是充當他人的陪襯，以濃墨重彩描寫他的篇章僅此一回。然而，短短的一篇，卻把這個「虎痴」的形象深深地印在讀者的腦海里，作者善於塑造次要人物的本領又一次顯示出來。當然，作者虛構這一精彩篇章，不只是為了突出許褚之勇，還想通過寫許褚來表現馬超的性格，正如毛宗崗在第59回回評中所說的：「寫許褚正以寫馬超也。」「許褚但矜其勇，而馬超斗之，亦不過以勇斗勇耳。馬騰之輕入虎口，固為忠有餘而智不足；馬超之徒恃虎威，其亦勇有餘而謀未足歟！」讀罷這一篇章，人們還可以看到，《三國演義》雖然具有「尊劉貶曹」的思想傾向，但作者並不是不加區別地處處貶曹的；至於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將，作者不僅很少貶斥，而且常常以贊美的筆調描寫他們的謀略和武功，對郭嘉、荀彧、荀攸、程昱等人是這樣，對張遼、徐晃、張合、許褚等人也是這樣，從而表現出「嚮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的創作主旨。正是這個主旨，使《三國演義》在人物關繫上避免了簡單化，得以描繪出整整一個時代的英雄畫廊。在藝術上，這一篇章的最大特色是「靜」與「動」的對照和變化。馬超與許褚，靜如山峰對峙，動如狂濤搏擊。場面的變化，使一個並不復雜的情節顯得起伏有致，給讀者帶來美的享受。 喜歡歷史，文學，休閑的請加群64210183

H. 求《短歌行》中的名句、作者簡介、整首詩的賞析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這是勸人及時行樂嗎？誠然這是曹操對人生短促的感嘆,但他不是因流年易逝而生貪生畏死之想,聯系全篇來看,他感嘆的是戰爭頻仍,大業未成,因而產生一種時間的緊迫感,正如他自己所說:「不戚年往,憂世不治」(曹操《秋胡行》),所以他這「人生幾何」的慨嘆,並不軟弱消沉,而是為了執著於有限之生命,珍惜有生之年,思及時努力,干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魏源說得好:「對酒當歌,有風雲之氣。」

歷來創業雄主深知一條成功之路,要治國平天下,首先要有經天緯地之能人。馬上得天下的漢高祖唱《大風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是他發乎其中的心聲。此時曹操,「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他更迫切需要輔佐自己打天下的人才。所以,當此月明星稀之夜,「釃酒臨江,橫槊賦詩」之時,不禁一吐其求賢若渴之情了。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彷彿是隨口吟詠《詩經》中的名句。自續二句曰:「但為君故,沉吟至今。」便把本是女子對情人的深情相思,變成自己對賢才的渴望了。「呦呦鹿鳴」四句,是《詩經》中誠懇熱情歡宴賓客的詩篇,曹操又信手拈來,表示自己期待賢者的熱誠。「明明如月,何時可掇?」又把賢者比為高空的明月,光照宇內；可望而不可即,不由使人「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感謝「越陌度阡」遠道而來的賢士們,屈尊相從,在今日的宴會上促膝談心,真感到莫大的快慰！可是我知道還有大批賢士尚在歧路徘徊。他們像南飛烏鵲,擇木而棲,繞樹三匝,還沒有最後選定歸宿呢！於是,曹操對天下賢才發出由衷的呼喚:「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示自己有寬廣的政治胸懷,求賢之心永無止境,猶如大海不辭涓流,高山不棄土石一樣。並且,他以禮賢下士的周公自勵,號召天下賢才來歸,開創一個「天下歸心」的大好局面。這四句詩氣魄宏偉,感情充沛,表現出統一天下的雄心和進取精神。在千古詩人中,只有曹操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睥睨一世的人物才寫得出來,也只有他能與之相稱。至今讀之,猶覺豪氣逼人。

讀者也許要問:曹操,世之奸雄也,果能有如此愛才、禮賢的胸襟？應該公正地說,歷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造成了兩漢文化思想上的僵化,董仲舒更倡導儒術與神學相結合的讖緯學說。曹操則對神學迷信,封建禮教等傳統觀念大膽懷疑,公開否定。從用人來說,兩漢以通經、仁孝取士,曹操則提出「唯才是舉」,重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他抗聲雄辯道:「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書,說他「知人善察,難弦以偽,拔於禁、樂進於行陣之間,取張遼、徐晃於亡虜之內,皆佐命立功,列為名將。」他「外定武功,內興文學」,「晝攜壯士破堅陣,夜接詞人賦華屋」。有一位擅草書檄的陳琳,早年曾為袁紹作檄文,辱罵曹操為「敖閹遺丑」(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後袁敗歸曹,操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耶?」左右勸殺之,操憐其才,不咎既往,加以重用。由此可見,上述曹操橫槊賦詩抒發其一片愛才心意,感情是真實的,是符合他的為人的。陳子展教授《談曹操》一文中評論曹操的詩「慷慨悲涼,千古絕調。……其詩之風格恰與其人之人格相稱。修辭立其誠,迥非後世之獨夫民賊盜國擅權,妄為豪言壯語、自欺欺人,終受歷史裁判者所可比擬。此亦其在文學上別有造詣之作。
名句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