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狩獵師陀賞析

發布時間: 2021-02-16 08:37:21

A. 在精銳做到一道語文:師陀的《狩獵》是選自那一本書的求解!

選自《果園城記》第十四篇,共十七篇。書中以一系列描寫人物的篇目反映了20世紀初回期到抗日戰爭答前期日益凋敝的中國封建鄉村小城的生活場景,其基調滯重哀痛,沉鬱復雜,帶有濃重的鄉土情結。在這個表面看似和諧寧靜實質沒落封閉的小城中,讀者看見了「那個黑暗、痛苦、絕望、該詛咒的舊社會」。

B. 師陀的作品鑒賞

小說人物形象
在鄉村社會背景下,蘆焚小說里出現了兩類主要的人物形象。
一類是受盡欺壓,乃至被殘殺而永無申冤之日的小人物, 如《頭》里的孫三、《牧歌》里的雷辛、《谷》里的匡成等等。《頭》里的孫三是個受壓迫的鄉村小人物,無辜遭人陷害,被誣與別人勾結,偷了龐局長的無匹騾子,結果被軍警殺死,人頭被挑回來,釘在村裡的槐樹上示眾。小說通過村人的議論,從側面寫出孫三永遠無法得到申雪的冤枉。
另一類是歷盡人生險惡,到頭來卻落得茫無從去向者,如《過嶺記》中的老兵,《人下人》里的叉頭,《鳥》里的易謹等等。這些人物,雖然其身份與個人經歷不同,但無論是中途躓覆的過客,浪跡歸來的遊子,還是酒徒、女巫、寡婦,其精神氣質都是強壯的、倔強的與和平的,他們都具有一副瀟灑而極為倔強的風貌,宛如一身僕僕風塵卻彷彿永遠不能歇腳的過客。他們走出去時是一顆傷感的心,回來時還是一顆傷感的心。
在這兩類人物身上,都注入了作者強烈的反抗精神,前者表現為一種死不瞑目的冤魂的抗爭,後者則表現為一種孤傲的藐視與遠離。
作品特點
師陀的作品深沉淳樸,擅長描摹世態人情,刻畫社會風習,有時帶著詼諧與揶揄的情趣,卻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與沉鬱的情調。文筆纖細,敘述簡約,筆鋒蘸滿了感情,善於表現人物的心理狀態。他的作品雖然缺乏強烈的時代精神,但對於社會黑暗現象的揭露與憎惡,對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躍然紙上。早期作品較多地取材於農村。具有濃郁的鄉土氣息,以後逐漸轉向描寫城市的中層社會。在創作上對於作品藝術風格與意境的追求,懷著濃厚的興趣。有些作品雖然對舊社會進行了揭露與控訴,但未能深入地發掘社會黑暗的根源。
師陀稱不上是中國現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創作巨匠,他在文壇上的成名也得力於小說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誠如他為第一本散文集《黃花苔》命名時說的那樣,「是野生植物」,有一種頑強的生命力,一直執拗地充滿生氣地開放著。
師陀散文中,除了寫故鄉農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當推人物小品了,它們也應受到我們的重視。師陀散文創作的基該方法是屬於把散文當小說一樣的寫。他的前期散文創作成果《黃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採用小說筆法來寫的。
其一:以鄉村中國和平民關懷的題材為主。師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進入文壇的作家,當時中國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從北京轉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響特別明顯,整個文壇可以說比以往更為開放、多變,商業色彩比較濃厚。而北京畢竟是個有著濃厚歷史和文化積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趨於守成和穩健,文學意蘊突出,少見商業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許多京派作家那樣,師陀深受這種純文學氛圍的感染,並出於對文學政治功利性和商業性的不滿、對現代文明入侵後的鄉土中國的變化懷著矛盾的心態,而盡力嘗試避開時代的滾滾潮流,毅然將創作重心轉到文化觀照和反映最普通現實的中國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谷》中,悲慘故事系列的描寫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惡的舊世界,看到30年代在國民黨新軍閥統治下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過嶺記》中對長工茨兒的描寫與寄託美好夢想,體現作者對勞動人民精神美的發掘、對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對壓迫者無休止的精神與肉體折磨的譴責。另外,《果園城記》反映了20世紀初到抗日戰爭前日益凋敝的中國封建鄉村小城的生活場景,讓我們更多地體會師陀對原始質朴的鄉村習俗和平凡生活的認可:《果園城》中的小城溫馨寧靜,充滿詩意,人與人之間溫情脈脈,生活悠閑自在,頗有點「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動人,連路過的旅客也不禁佇足而觀,為之嘆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對和平安定的嚮往和認同。同時,作者熱衷於發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樸的文學世界中實現純正文化的復歸:《郵差先生》中的郵差熱心體貼、盡職盡責,即使你忘記貼上郵票,也願意幫你墊上,那種信任和善解人意著實讓人心頭一熱;《期待》中的年邁夫妻雖然知道兒子已經不可能回來,卻仍然堅持在「等待」中生活著,每天在餐桌上安放著一雙筷子,甚至擔心著他的胖瘦……濃厚的親情頃刻間表露無遺。
在師陀一系列短篇小說中,不難發現,他總是有意識地選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態以及各種各樣的人物作為敘述對象,帶有濃重的鄉土情結和平民關懷意識,這恰恰從各個側面反映出當時那個黑暗絕望、該詛咒的鄉村中國的歷史與實況。因此,鄉村中國和平民關懷也就成了他寫作中極有代表性的題材,也最能給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著重靠詩意的抒情或是優美而富有諷刺意味的語言來刻畫人物形象,再現生活的場景,少有驚險的情節,抒情味和諷刺味突出。《桃紅》中被守舊母親耽誤了終身大事的老處女素姑,本是個「像春天般溫柔、看見人和說話時總是婉然笑著,走起路來像空氣在流動似的」可愛少女,卻不幸從聰明伶俐、年輕貌美變得呆板蒼瘦、憔悴不堪,猶如書桌上《漱玉詞》中的詩句「人比黃花瘦」所述。青春逝去、愛情無望、生命褪色,其處境不正像一朵即將凋謝的「黃花」嗎?此刻,一股悲涼之情立刻湧上讀者心頭。又象《頭》中那個卸任局長,作者以諷刺的筆調,緊扣其生理特徵,寥寥幾筆便勾勒出一個可憎可惡的醜陋形象。再看《谷》中對陽光毒辣的描寫是「太陽是把大熨斗,單就臉皮烙燙」,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氣的可怕。
由此可見,作者的語言文字及刻畫功夫相當純熟,往往三言兩語足以准確、生動、傳神地表現人物個性和場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學功力,講求「文章之美」的體現,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較強的可讀性的特色表現。
其三:恪守從容節制的審美趨向,作品基調含蓄而矜持。我們知道,京派是以學院文人為主體的,追求作品「和諧」的藝術美,少摻雜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節制與內斂。因此,他們筆下盡管出現了許多悲劇,但往往作了藝術處理,能夠控制住情感的強烈宣洩。師陀曾說:「過於悲慘的世界,不忍把它們赤裸裸地擺出來示眾,也不想讓別人明明白白的看見。」於是,在《果園城記》中,他以朴實的感情、滯重哀痛的基調和抒情的語言,彷彿一個說書人在向你娓娓道來一個個凄涼而又親切的故事。沒有鮮明的感情色彩,卻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壓;在搖撼心靈的描述中,讓人深刻感受到血淚的控訴,從而自覺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會發出詛咒。
讀了師陀的作品,你會發現,他是個滯留城市卻未忘情於鄉村的敘述者,寫作總是突出鄉村文化背景,總是賦予平民百姓更多的關懷和熱情;無論寫人寫景,似乎都著重從平凡的人生中細細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讀著讀著,你會被那帶著哀傷的抒情基調、荒涼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動。在當今和平和發展為主旋律的年代裡,讀著這樣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許這正是師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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