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醫院中賞析
『壹』 求丁玲《在醫院中》全文
《在醫院中》初次發表於《穀雨》,題目為《在醫院中時》。1942年發表於重慶《文藝陣地》時更名為《在醫院中》。小說因揭示了初到延安的知識青年與環境的矛盾和沖突而受到人們的關注，小說也因此頗受爭議。在1958年《文藝報》的「再批判」中它被當作「奇文」和「毒草」重新刊登出來，張光年的批評文章《莎菲女士在延安——評丁玲的〈在醫院中〉》被置於該篇小說前面隆重推出。1980年代，人們為丁玲翻案，又提起了這篇小說（註：嚴家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樁舊案——重評丁玲小說〈在醫院中〉》，《鍾山》1981年第1期。）。
小說中的主人公陸萍是一個「二十歲」的女孩兒，但我們若細細品味卻能覺察到，就對人和事的感知和洞察力而言，陸萍不太像是一個20歲的不諳世事的少女。從上海的產科學校畢業後，她在傷病醫院服務了一段時間，後來到延安進入抗大學習。抗大畢業後，她本想從事政治工作，但卻被分進了醫院作「產婆」。她對初次見面的人在短時間內總有一個比較准確的判斷和把握：指導員黃守榮，「一副八路軍里青年隊隊長的神氣，很謹慎，很愛說話，衣服穿得整齊，表現一股很樸直很幼稚的熱情，有點羞澀，卻又企圖裝得大方」（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0頁。）；產科主任王梭華給了她很好的印象，可是她卻看穿了他的虛偽：「這是一個有紳士風度的中年男子，……時時保持住一種事務上的心滿意足。雖說她看得出他只不過是一種資產階級所慣有的虛偽的應付，然而卻有精神，對工作熱情」（同上，第241頁）。陸萍知道如何對待他，如何與他相處：「她並不喜歡這種人，也不需要這種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卻樂意和這種人合作」（同上）。由此可以看出陸萍具有一種不被人的表象所迷惑而直取其本質的洞察力，並且能把個人的喜好和工作上的合作分開來對待。尤其是她對幾個女性的犀利觀察，更讓讀者難以相信陸萍只有「二十歲」，她喜歡用刻薄的語言來描畫周圍的女性。對抗大同學張芳子她批評得更加不留情面，甚至可以稱得上是惡毒了：「這是一個最會糊糊塗塗地懶惰地打發去每一個日子的人。她有著很溫柔的性格，不管伸來什麼樣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絕，可是她卻很少朋友。這並不由於她有什麼孤僻的性格，只不過因為她是一個沒有骨頭的人，爛棉花似的沒有彈性，不能把別人的興趣絆住」（同上）。陸萍固然洞見了張芳子內心的軟弱，但用語卻過於狠毒了，張芳子只不過是一個溫柔的沒有主見的女孩子罷了。陸萍是一個很自信的人，她對周圍的女性似乎都很難瞧得上：她覺得產科主任王梭華的太太「總用著白種人看有色人種的眼光來看一切，像一個受懲的仙子下臨凡世，又顯得慈悲，又顯得委屈」（同上）；醫院里自我感覺良好的兩名女看護在陸萍眼裡卻醜陋無比，「這兩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經二十六七歲的總務處長的夫人擺著十足的架子，穿著自製的中山裝，在稀疏的黃發上束上一根處女帶，自以為漂亮驕傲地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擺來擺去」（同上，第243頁）。作者說「她（陸萍）有足夠的熱情和很少的世故」（同上），然而陸萍對周圍人洞悉得如此透闢，哪能稱得上是「少世故」呢！在小說的另一處，她評價陸萍「不會浪費她的時間，和沒有報酬的感情」（同上，第239頁）。這句話也分明體現了陸萍的理性和世故。所以一開始，丁玲便向讀者展現了一個頗為矛盾的陸萍。
陸萍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丁玲的生活歷程有很大關系。《夢珂》發表時，丁玲還是初為人妻、不諳世事的25歲少婦，但後來的一段時間里，她相繼經歷了丈夫被國民黨槍殺、自己被國民黨囚禁等諸多磨難。到延安之後艱苦的戰爭環境又把她磨礪成了一個成熟的中年女性。《在醫院中》假借一個初來乍到的少女的眼光來敘述整個故事，實際上則可說是丁玲本人對延安認識深化之後，提煉升華自己生活感受的作品。寫作《在醫院中》時，丁玲36歲，她的生活體驗更為豐富了，她對人和事的洞察力也變得更加敏銳了，三年多的延安生活，又使她對延安的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細致的了解。盡管丁玲作為一個成熟較早的女作家，在早期也塑造過諸如莎菲女士這樣復雜的人物形象，但莎菲女士的復雜性基本上體現在年輕女子對男性所玩弄的種種技巧上，而陸萍這一形象因滲透了中年丁玲的生活體驗而較莎菲顯得更有深度。作為延安文化界的核心人物，她一度任陝甘寧邊區文藝協會副主任，這也有助於她深入到延安生活的肌理中去深層地了解延安。知識分子敏感多思的天性也決定了她比平常人更易於發現生活中的矛盾與問題。《在醫院中》丁玲藉助陸萍這一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揭示了邊區醫院管理的不科學、技術的落後、醫護人員的懶惰散漫。1941年後丁玲對延安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她發現了很多問題，相繼寫下了《什麼樣的問題在文藝小組中》和《三八節有感》，前者反映了延安強度甚大的政治教育在某種程度上阻礙了孩子的天真天性的發揮，後者反映了在進步的延安社會女性仍然生活在男性施加的種種壓力之下。
同時，《在醫院中》也反映出了丁玲到延安後感情的變化過程。初到延安，她的心情是異常愉快的。1937年7月1日她寫下了《七月的延安》來歌頌對延安的喜愛崇敬之情：「七月的延安太好了。／青春的心燃燒著／要把全中國化成像一個延安。」（註：《丁玲全集·七月的延安》(4)，第327頁。）丁玲作為一個30年代就已成名的女作家，到延安後她一直受到重視和重用，這是她心情愉快的原因之一。她剛到保安，黨中央就派她隨總政治部到前方。她還當選為「中國文藝協會」的主任。次年2月，她出任中央警備團政治部副主任。8月15日她組織「西北戰地服務團」出發到前線，1938年7月才返回延安。丁玲帶著興奮喜悅的心情投入到迥異於「莎菲女士」的新生活之中。1937年8月1日在日記中她這樣寫道：「我以最大的熱情去迎接這新的生活。」（註：《丁玲全集·西北戰地服務團成立之前》(5)，第48頁。）但丁玲初到延安的喜悅之情並沒有完全湮沒一個女作家應有的敏感。盡管1939年她在《我怎樣來陝北的》說過「感情因為工作的關系，變得很粗……」（註：《丁玲全集·我怎樣來到陝北的》(5)，第130～131頁。），但我們注意到丁玲把她對生活的細膩而獨到的觀察放在小說中來表現了，小說成為她表達自己微妙感情的一個最好方式。短篇小說《東村事件》寫於1937年5、6月間，描寫發生在宗法制控制下的農村裡的一場糾紛。農民陳得祿的媳婦被地主趙老爺搶去，他因男人的尊嚴被侮辱而壯著膽子沖到趙老爺家，但一見趙老爺，他立刻就蔫了。丁玲充分發掘了陳得祿性格的復雜性，並將之刻畫得絲絲入扣。短篇小說《秋收的一天》寫於1939年丁玲在延安馬列學院的短暫小憩中，它沒有什麼情節，像一篇散文，講述了一個知識女性在集體生產勞動中的種種細膩感受。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敏感而細膩的丁玲。這篇小說的風格很類似於她早期的一些小說，全篇幾乎都是同性之間的瑣屑故事與她們感情上的互通與理解。最巧合的是裡面的女主人公叫「薇底」，與她早期的一篇小說《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1928)的女主人公的名字相同，這似乎暗含著丁玲對過去心情的留戀和對新生活的游移。在《秋收的一天》中「薇底」的心情是異常矛盾的，她一面肯定地評價自己的生活狀態：「自從來到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學習工作都能由我發展，我不必怕什麼人，敢說敢為，集體的生活於我很相宜。我雖說渺小，卻感到我的生存。」（註：《丁玲全集·秋收的一天》(5)，第123頁。）一面卻又對集體生活的熱鬧和別人的歡愉保持著懷疑和距離，「『為什麼大家那麼興奮而愉快呢？』她一面懷疑地問著，那些動人的場景和演說詞，便像銀幕一般地連續映了出來」（同上，第116頁）。「薇底」不像別的同伴在勞動後就能甜甜地睡去，她常在熄燈之後思考一些問題，因而「一到四五點鍾就睡不著了」（同上）。由此我們隱約感覺到了「薇底」的困惑——如何處理個人與集體之間的矛盾。丁玲延續著通過小說來表達其異於「集體」的敏銳感受和獨到觀察這樣一個思路，在1940年寫出了《在醫院中》。《在醫院中》中丁玲從一個青年知識分子的視角看到了自己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
1938年後丁玲的生活發生了一些變故，她的心情也隨之黯淡下來了。丁玲從西北戰地服務團回到延安馬列學院之後，遭遇到了被孤立的尷尬。1938年上半年，康生擔任中央黨校校長，公開在黨校大會上宣布，丁玲「不是我們的同志」，黨校不接受丁玲前來學習（註：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頁。）。康生為什麼這樣說一度春風得意的丁玲？我們可以推測，負責審查幹部的康生對丁玲被國民黨逮捕以及和馮達同居這一段歷史抱有懷疑和蔑視的態度，因此才把丁玲孤立於「同志」之外。1940年丁玲的舊傷疤又被揭開了。在這一年，新一輪「審干」已在公開狀態下全面推開。中共還把「審干」與「除奸」聯系起來，劃定了大量的「嫌疑分子」。丁玲因為自己的那一段歷史又受到了沖擊。雖然這次審干不像1943年整風時那樣猛烈，但可以想像，丁玲，作為一個女性，由於自己在被捕期間與馮達同居這樣的私生活而受到審查時的尷尬與痛楚。這些使丁玲感受到了延安生活的另一面，它不再是喜悅的歡歌，而是革命的嚴酷。寫於1940年的《我在霞村的時候》流露出了丁玲精神上的痛苦。《我在霞村的時候》中村子裡的人們對失去貞操的貞貞的冷漠和嘲笑，是「我」所鄙夷不屑的：他們的麻木、自私、冷漠使「我」失望之極。可以猜想，丁玲通過貞貞這一形象在努力傳達出自己的清白和對黨的忠誠，而對村子裡敘述者「我」的孤立（因「我」對貞貞的熱情與贊賞）也暗示出了丁玲自己此時的落寞情緒。這篇小說透露出了丁玲由對環境和人事的不滿而產生的失落和孤獨的情緒，這種情緒成為她寫作《在醫院中》的背景。
為何把陸萍寫成二十歲？還有一個原因值得分析。回到當時具體的歷史語境里，「青年」在延安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抗戰期間，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奔赴延安——陝北公學、魯迅藝術學院、抗大里都是青年知識分子，青年問題，尤其是青年知識分子問題，更是延安政治和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問題。陝甘寧邊區於1939年把5月4日定為中國青年節（註：當時國民黨迫於壓力，同意了這一規定。後來國民黨又改定以三月二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廣州黃花崗革命烈士紀念日）為青年的節日。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則繼續以五月四日為青年的節日。），此後每年都要舉行大型的紀念活動。中共中央委員會還出版了一份關於青年工作的雜志《中國青年》。在延安特殊的語境里，丁玲把陸萍寫成「二十歲」，會使她更具代表性，會使得陸萍這一人物得到更多讀者的共鳴。丁玲之所以塑造陸萍這一人物與青年特有的精神氣質——「青年是可貴，在於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著生命底新銳的力。別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別人沒有看到的骯臟，他們先看到；別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註：朱鴻召編選：《王實味文存》，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28-129頁。）有很大關系。丁玲把自己中年的人生體驗灌注在青年陸萍身上，使得陸萍這一人物對延安的青年更具魅力和感召力。陸萍的遭遇和經歷是來到延安的許許多多知識青年的遭遇和經歷，陸萍也就成為來到延安的許許多多知識青年的縮影：他們往往自視很高，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張聞天曾分析過青年知識分子的優缺點，優點是他們有對崇高理想的追求，不滿意黑暗的現實社會；反對迷信、黑暗、無知、愚昧，愛好光明真理。缺點是斗爭的堅定性、堅持性不夠，了解問題的具體性與透徹性不夠；對群眾的接近了解不夠（註：《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後任務》，《中國文化》第1期第2卷。）。因此對黨來說青年知識分子如何改變自己以適應延安的環境和革命的需要是當時延安一個核心問題（註：謝挺宇：《第二代》，《延安文藝叢書·散文卷》，湖南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標注的時間是1941年6月26日。發表比《在醫院中》還要早幾個月。裡面的女主人公史瑋，也有著與陸萍一樣的藝術愛好，割捨掉音樂在她內心是非常痛苦的，「自己會去做看護什麼的，真是做夢也沒有想到過的，沮喪地回到窯洞，翻了翻扭著蝌蚪般的音符的五線譜，看看一些這幾年苦心畫下來的速寫，像有東西在心裏面扎進去似的，她痛楚地感覺到今後是要跟這些心愛的東西分離了，眼淚就懊惱地流出來了……」。），1939年毛澤東曾提出了「知識分子工農群眾化」的口號（註：《毛澤東選集·大量吸收知識分子》(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頁。）。但丁玲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從自己的體驗出發看到了知識分子與延安的環境的沖突的某種合理性。所以陸萍在延安的青年中產生了很大反響，小說的最後一句話：「人是要經過千磨百煉而不消溶才能真正有用。人是在艱苦中成長。」（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頁。）據說在延安被很多青年當作語錄和座右銘廣泛傳抄。
陸萍對環境的不適集中體現在小說的環境描寫上。《在醫院中》的環境描寫一直受到批評家的特別關注，燎熒在文中說：「作者在小說裡面的環境的安排，便是不正確的。作者為了表現她的人物，她是過分使這個醫院黑暗起來。」（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頁。張光年為了駁斥丁玲對醫院環境的描寫，講述了自己在邊區醫院的親身體驗：牆壁是多麼的潔白、醫護人員是多麼的熱情等等。）這些描寫可用一個「冷」字來概括。一個是自然環境之冷，另一個是人事之冷。「人們都回到他們的家，那惟一的藏身的窯洞里去。」（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頁。）用「惟一」、「藏身」來形容人們最熟悉的居住地——窯洞，包含了對艱苦環境的幾多無奈！還有她初次踏進窯洞，那種不舒服的感覺：「當她一置身在空闊的窯中時，便感覺到在身體的四周，有一種怕人的冷氣襲來，薄弱的，黃昏的陽光照在那黑的土牆上，浮著一層慘凄的寂寞的光，人就像處在一個幽暗的，卻是半透明的那末一個世界，與現世脫離了似的」（同上，第235頁）。同為女性的陳學昭對窯洞則有迥異於陸萍的感覺：「這是一個小小的土窯洞，裡面用石灰粉了的，也還潔凈，面南。那些住慣了西式房子的人，他們一定不能想像住窯洞的樂趣。那天我住窯洞實在是太快樂了……」，在陳學昭看來，窯洞冬暖夏涼，而且「光線也還充足，在窗口，只覺得光線太強烈」（註：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窯洞在延安是人們最普遍的居住場所，但它對陸萍來說卻如此冷漠，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和陸萍的落寞沮喪心情是有關的。正是由於陸萍的這種落寞沮喪心情，在陸萍的眼中，窯洞里的舊的白木桌和凳子「也似乎是從四面搜羅來的殘廢者」（同上，第236頁）；「院子里的一個糞堆和一個草堆連接起來了，沒有插足的地方」（同上）。老鼠也出來搗亂了，「被子老裹不嚴，燈因為沒有油只剩一點點凄慘的光。老鼠出來了，先是在對面床底下，後來竟跳到她的被子上來了」（同上，第238頁）。可以想見，這里物質條件的落後是出乎從上海來的知識青年的想像的。此外，作者還把故事的背景選擇在冬季，自然更增加了一層蕭瑟冷清的氣氛。除過自然環境之冷，還有人事之冷，這是比自然環境之冷更讓人難以忍受的。這種冷從一開始就布下了陣腳，陸萍以為李科長「匆匆地走了」大約是找斧子幫她修理床鋪去了，但實際上，他並沒有回來，她只好在地上熬過了過一夜。她碰到兩個在鍘草的女人，和氣地問：「老鄉！吃了沒有？」但卻受到了她們的嘲弄：「呵！又是來養娃娃的呵！」對她這樣一個未婚的二十歲的女性簡直就是侮辱。因此陸萍感覺「如同吃了一個蒼蠅似的心裡湧起了欲吐的嫌厭」（同上，第236～237頁）。化驗室的林莎見到陸萍，眼睛只顯出一種不屑的神氣：「哼！什麼地方來的這產婆，看那寒酸樣子！」（同上，第241頁）並沒有「同志」般的親切。醫院里的病人，漸漸地對陸萍的付出也並不在乎了，她拿著掃帚把院子打掃干凈，但「不一會兒，她們又把院子弄成原來的樣子了。誰也不會感覺到有什麼抱歉」（同上，第242頁）。她成了醫院中「小小的怪人」（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43頁。），不被人理解。1942年燎熒的批評文章已經隱隱約約地指出了陸萍與周圍環境沖突的合理性，「一個熱情但不知世故的青年，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矛盾和糾紛是不可免的吧？」（註：燎熒：《「人……在艱苦中成長」——評丁玲同志的〈在醫院中時〉》，《解放日報》1942年6月10日。）小說的最後，陸萍與環境得到了和解，「她所要求再去學習的事也被准許了」（註：《丁玲全集·在醫院中》(4)，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頁。）。與小說前面的環境描寫相比，這個結局和小說最後的那句話就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了，但它們似乎反映了身處革命環境的丁玲為融入到集體生活、為滿足黨對自己的要求而作的內心的掙扎，以及她在孤獨失望中願與黨和集體保持一致的復雜心理。
《在醫院中》的發表與當時興起的「暴露文學」的潮流有關，1941年在延安形成了「暴露文學」的熱潮。延安的許多文人作家發表了大量揭露、諷刺延安黑暗面的作品，如《老馬夫》《廢物》《夫婦》《一個釘子》《廠長追豬去了》《雞啼》《麗萍的煩惱》等。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延安存在的官僚主義、幹部和群眾的矛盾、工農幹部和知識分子的矛盾（註：《老馬夫》（刊於《文藝日報》）描寫一個在軍中的老馬夫，由於工作辛苦，弄得背也駝了、膝關節也硬了。而一個騎死三匹馬的領導幹部卻比以前壯實，說起話來也很響亮。《廢物》（《解放日報》1941,6,16）描寫一個老士兵由於年邁體衰，被視為部隊的累贅廢物，部隊的人懷疑他萬一被俘會出賣大家，想開除他的軍籍，最後他被部隊拉下了，他引爆手榴彈，和要活捉他的三個日本兵同歸於盡。此篇小說讓人感覺甚為悲涼。《夫婦》（《解放日報》1941,7,2-4）描述一對來自山西的農民出身的紅軍夫婦未脫離愚昧落後的故態，丈夫粗暴愚頑，常打老婆，妻子則好貪小便宜。《一個釘子》（《解放日報》1941,7,24-26）描寫兩個幹部爭執得面紅耳赤，只是為著一個釘子，一個要去，一個要留。因而小題大做，爭論不休。《廠長追豬去了》（《解放日報》1941,10,15）描寫一個安塞工廠的廠長終日所做的只是在馬棚、廚房、員工住室、豬圈、廁所穿梭查看，十分瑣碎無聊。《雞啼》（《解放日報》1942,1,12）描寫一隻公雞在夜裡看見月光慘白，誤認為是天亮，就喔喔地高聲叫了起來，作者以此來諷刺「歌頌光明」論者。《麗萍的煩惱》（《西北文藝》）描寫一個名叫麗萍的知識女性嫁給一個工農幹部後，因為生活觀念和生活習慣的差異而沖突不斷。）。「暴露文學」潮流的出現是延安讀者，主要是青年讀者推動的結果。丁玲剛主辦《解放日報·文藝》欄時，有讀者反映文藝欄的文章使人感到不活潑、太長。於是丁玲在考慮讀者的需要上改正，使《文藝》減少了些持重的態度，而「稍具潑辣之風」。因此，她在1940年10月號召大家寫雜文，徵求批判社會、文藝的短作。此後出現了一些批評國統區的短文，不久又有人反映「子彈打得太遠，不知別人讀到沒有！」（註：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因而他們把槍口調轉對內，批評延安的文章開始一一涌現。我們也可以合理推測，青年讀者的口味促使了《在醫院中》這一類作品的出現，並使得它們有了活躍的讀者市場，因為它們的犀利和敏銳正合了青年的胃口。
丁玲塑造了陸萍這一人物形象，通過她——一個初來乍到的女孩來傳達出了丁玲自己在延安的生活感受。在延安特殊敏感的政治環境里，《在醫院中》的小說的虛構性既可以使丁玲傳遞出自己內心的微妙感受，又可以避免讀者和敏感的批評家把陸萍與丁玲本人等同起來。另一方面，丁玲從自己的體驗出發觸及了延安的青年所遇到的普遍問題，揭示出了陸萍與環境的沖突的某種合理性（註：我們注意到延安整風時，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受到了批判。對陸萍和環境的矛盾，當時還沒有把它上綱上線。看來，當時人們對此持寬容態度。）。隨著整風的開展，這一問題變得更加嚴峻了，丁玲本人和陸萍這一形象所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必須改變自己以適應革命的需要。《講話》以後，延安知識分子尤其是作家開始了「改造自己」和「改造藝術」的漫長過程。
『貳』 丁玲小說《在醫院中》的「醫院」是指 以下哪個答案：延安解放區醫院、鄉村醫院、教會醫院、國統區醫院
對的，是延安解放醫院，當時丁玲在延安~
『叄』 丁玲在延安時期創作的有名作品有哪些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在霞村的時候》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所描寫的1946年華北解放區土地改革運動初期的情況，通過暖水屯一個普通村莊的土改運動，從發動到取得初步勝利的描寫，真實生動地反映了農村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揭示出各個不同階級不同的精神面狀態，並且展現了中國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經踏上的光明大道。
《我在霞村的時候》作品塑造一個在遭受日寇凌辱後又忍受著靈與肉的雙重摺磨而做著地下形態的抗日工作的鄉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題材的擇選以及作者對於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膽識和藝術創新方面的追求。
(3)丁玲在醫院中賞析擴展閱讀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創作背景：
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後，丁玲決心到人民群眾的火熱斗爭生活中去自覺地向工農兵學習。1946年夏天，中共中央《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傳達下來時，丁玲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桑乾河兩岸的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
在溫泉屯，她走家串戶，訪貧問苦，與廣大群眾同呼吸，共命運，興致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那些老年人，那些最苦的婦女們，那些積極分子，那些在斗爭中走到最前邊最勇敢的人們」帶給她「興奮"和「幸福」。
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進行的斗爭，由此發生的中國農村的歷史變革，給作家以深刻的影響，特別是使她和農民在思想感情上建立了更緊密的聯系。她在農村火熱的斗爭生活中既轉變了思想，又吸取了創作的源泉，獲得了豐富的素材，同時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
作家就是在這樣的生活、思想、感情的基礎上，於1946年11月初在阜平一個小村莊開始了長篇的創作。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又發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這是較《「五四」指示》更為徹底的土地改革綱領。
丁玲在創作過程中，又學習了《土地法大綱》，繼續閱讀一些土地改革的文件、材料，對於前階段土地改革實踐中的問題，得以從更高的理論政策水平上進行再認識。為了豐富小說內容，1947年春、冬，她又去土改尚在進行的冀中農村體驗生活，修改寫作計劃。最後於1948年6月在河北正定聯大完稿，同年9月由東北光華書店初版發行。
『肆』 簡析丁玲小說的創作及其藝術特點
丁玲作為現代女性文學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將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歷，傾注於她痴情的文學創作之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她的創作中，不僅能夠觸摸到一個沐浴五四陽光迅速成長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脈搏，而且可以發現其孜孜不倦地堅持探索和追求文學的歷程。她的創作道路視為現代女性文學成長的一個典型範例。縱觀丁玲的創作，明顯的有這樣幾個階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聯之前。這個時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殺日記》（1928年）、《一個女人》（1930年）。這些作品標志了一個新的時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壇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等篇什。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時代冰心、廬隱、馮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創作的精神內涵——對封建專制的抗爭和叛逆；另一方麵塑造出五四退潮後小資產階級叛逆、苦悶、追求的知識女性的典型。她們身上既有濃重的空虛、苦悶、絕望的感傷主義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時代和社會的印記。莎菲女士就是她們中間最突出的代表者。從小說的敘述方式看，丁玲作品雖有五四郁達夫自傳體小說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感傷情懷；但刻畫的大膽而富有飽滿感情的倔強女性性格、細膩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復雜內心，卻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這標志著五四感傷小說的終結。
其二，1930年至1936年。這是丁玲創作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左聯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創作由此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轉變。順應時代的發展、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實踐，丁玲首先將創作題材轉向社會革命，寫作了中篇小說《韋護》（1930年）、短篇小說《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戀愛」模式化的作品。前者敘述了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者韋護與熱情浪漫的少女麗嘉相愛的故事，重心卻在戀愛和革命活動的沖突上，面臨不可解矛盾的韋護最終忍痛出走，麗嘉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也決心拋棄個人情感，投身社會；後者只是將人物換成瞭望微和瑪麗，革命與愛情矛盾的結局是兩人的分道揚鑣，各人去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雖然這些創作形式帶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對於一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的准確刻畫，對現代知識分子由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實揭示。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由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向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轉變所作的探索性的積極實踐。當時，左聯的執行委員會在決議中呼籲作家們：「要產生新的作品」，「用大眾作主人」，「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夠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積極進行嘗試。她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水》（1931年）、《夜會》（1933年），長篇小說《母親》（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農村現實生活為題材，真實地再現激變的農村中農民心理變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國發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災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線條地勾勒出農民覺醒、反抗的群體雕像，當年就被馮雪峰稱贊為「這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新的小說」。[2]丁玲的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左翼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徵：題材開掘的巨大現實性；階級視角的社會批判性；廣闊生活圖景的寫實性。在此實踐中，丁玲擺脫描寫知識階層的巢臼，開始描寫農村生活，反映了對現實主義創作的執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這里丁玲在延安的創作時期。1936年冬丁玲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進入了一個新的創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訊、速寫、印象記等文學樣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內容；後以小說譜寫解放區新的時代風貌，創作了短篇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1944年）、《一顆未出膛的槍彈》（1946年），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年）等。這些作品標志丁玲現實主義創作走向成熟。與她過去的作品相比較，與其他同在解放區的作家創作相對照，丁玲小說最成功之處是，她尊重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側重以纖細的情感和筆觸，去展示一個偉大變革的歷史時代人們精神和心靈的巨大顫動。她既滿腔熱忱地歌頌和描寫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的新生活、新風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諱地暴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從而使其作品達到了現實主義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時候》是被列入周揚編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農村少女貞貞逃離了封建包辦婚姻的牢籠，卻未能掙脫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盡了凌辱和蹂躪。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靈魂，呼喊著「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在日軍軍營里忍辱負重，多次為我軍傳遞情報。最大的精神痛苦，還是回到村子裡她的經歷和努力並不被人們所理解，異樣的「同情和憐憫」的眼光使她難以忍受，最後不得不離開家鄉，奔向延安。小說的價值正是通過人物靈魂的透視，展露了特定環境里人們長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堅強女性，在災難的泥潭裡復雜的心靈，作家層層深入的揭示，引導著讀者對沉重歷史進行深深思索。作家新穎別致的心靈切入視角，細膩委婉的筆調，反映了積極大膽的探索性的藝術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醫院中》卻很長時間在文學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評價，並且使作家受到許多責難。畢業於上海產科學校的女主人公陸萍，來到延安成為共產黨員，並服從組織需要到一個新辦的醫院當產科醫生。丁玲將故事敘述側重於陸萍在新的環境里所見所聞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現心靈體驗的真實，因此，著力披露了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某些弊端，醫院里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一般醫護人員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產意識，還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狀態等現象；並通過代表現代科學、民主思想的陸萍與這些現象的矛盾沖突的對照描寫，展示了革命幹部與知識分子雙向互動的精神成長的艱巨性。在那樣的環境里，丁玲能夠提出這樣深邃的問題，正是因為現實主義戰斗傳統給了她膽識和勇氣。丁玲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從反面說明了這部小說所具有的現實主義力度。從由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作家創作整體性的深入和發展。
綜觀丁玲創作發展的三個階段，可以說她在現代文學史中是有獨特貢獻的女作家。其小說創作的特色鮮明而有個性，主要有兩點：第一，丁玲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她創作的階段雖不同，但勇敢地面對現實生活的勇氣、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搏、作品強烈的時代意識和思想穿透力這一創作追求，卻是一以貫之的。從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到解放區創作真誠地揭露封建觀念和種種現實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女性文學突破個人狹小范圍，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態和現實主義創作為標志。她是現代女性文學的探索者和開拓者。第二，丁玲小說創作藝術的創新和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丁玲善於寫出人物深邃的內心世界，長於透視性格多重性復雜性的特點，重視表現人物情感和講求寫作筆觸細膩，這在女性作家中更顯其藝術的獨特。莎菲、貞貞、陸萍等形象，在現代小說人物畫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樣在刻畫時將自己人生的體驗，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們身上的；尤其那來自心靈的振盪、靈魂搏鬥的對於歷史變革感受深切的描寫，更凸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真實性。丁玲創作從最初的革命文學的峻急，到後來的深入現實的厚重，以及從容的藝術風格的形成，是與她突進主體（作家）和客體（人物）雙重內心深處密切相連的。
最後，不妨從丁玲早期小說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簡析中，進一步印證作家的審美個性和藝術探索。這是一部日記體的小說，它在《小說月報》1928年19卷2號上發表後，主人公莎菲這個「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絕叫者」[3]，便引起了當時文壇極大的震驚，作家也由此獲得了更大的聲譽。這正是五四落潮以後知識女性精神追求和心靈顫動的生命真實在莎菲身上的集中體現。作者成功地刻畫了一個叛逆的、苦悶的、彷徨的知識女性形象。莎菲充滿矛盾的性格，在她與懦弱的葦弟、表裡不一的凌吉士失敗的愛情選擇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從封建家庭出走，崇尚個性的真正解放，但總是求愛失愛，在無樂可尋中抱著「及時行樂」的幻想。她鄙視社會的隔膜、欺騙，以個人的孤獨的靈魂進行倔強反抗。不甘幻滅的內心騷動，不滿世俗的放縱，反抗充滿著病態，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則構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徵。丁玲以這個形象生動折射出時代剪影，即五四的個性解放隨著歷史的進步只剩下了凄厲的哀傷和疲憊。作家高度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苦悶青年的精神面貌，並且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率真的心理描寫，深入到人物內心復雜而豐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翻開了五四以來郁達夫式的感傷抒情小說新的一頁 ，從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創作風格和藝術個性的基調。
『伍』 丁玲早期小說的特點
丁玲作為現代女性文學的重要作家，最突出的是將自己一生坎坷的經歷，傾注於她痴情的文學創作之中，為我們留下了一大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她的創作中，不僅能夠觸摸到一個沐浴五四陽光迅速成長的革命作家的思想脈搏，而且可以發現其孜孜不倦地堅持探索和追求文學的歷程。她的創作道路視為現代女性文學成長的一個典型範例。縱觀丁玲的創作，明顯的有這樣幾個階段：
其一，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聯之前。這個時期丁玲主要出版了三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1928年）、《自殺日記》（1928年）、《一個女人》（1930年）。這些作品標志了一個新的時代女性的崛起，也奠定了她在現代文壇的重要地位。在集子里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夢珂》、《莎菲女士的日記》、《阿毛姑娘》等篇什。這些作品主人公都是女性，一方面繼承了五四時代冰心、廬隱、馮沅君等第一代女作家創作的精神內涵——對封建專制的抗爭和叛逆；另一方麵塑造出五四退潮後小資產階級叛逆、苦悶、追求的知識女性的典型。她們身上既有濃重的空虛、苦悶、絕望的感傷主義色彩，又深深地烙上了時代和社會的印記。莎菲女士就是她們中間最突出的代表者。從小說的敘述方式看，丁玲作品雖有五四郁達夫自傳體小說剖析人物內心世界的感傷情懷；但刻畫的大膽而富有飽滿感情的倔強女性性格、細膩而率真披露的人物復雜內心，卻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這標志著五四感傷小說的終結。
其二，1930年至1936年。這是丁玲創作的第二個重要階段。左聯的成立感召了一大批革命作家，丁玲的創作由此發生了較為重大的轉變。順應時代的發展、革命文學的倡導和實踐，丁玲首先將創作題材轉向社會革命，寫作了中篇小說《韋護》（1930年）、短篇小說《一九三0年春在上海》（之一、之二）等流行的「革命+戀愛」模式化的作品。前者敘述了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者韋護與熱情浪漫的少女麗嘉相愛的故事，重心卻在戀愛和革命活動的沖突上，面臨不可解矛盾的韋護最終忍痛出走，麗嘉認清了自己的處境也決心拋棄個人情感，投身社會；後者只是將人物換成瞭望微和瑪麗，革命與愛情矛盾的結局是兩人的分道揚鑣，各人去尋找適合自己的生活。雖然這些創作形式帶有公式化，但是不能否定丁玲對於一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的准確刻畫，對現代知識分子由個人主義向集體主義轉變過程中的矛盾心理的真實揭示。這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由人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向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轉變所作的探索性的積極實踐。當時，左聯的執行委員會在決議中呼籲作家們：「要產生新的作品」，「用大眾作主人」，「到廣大的工人、農人、士兵的隊伍里去」（《北斗》1932.2（1））。丁玲能夠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方向，積極進行嘗試。她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水》（1931年）、《夜會》（1933年），長篇小說《母親》（1933年）等，大都是以30年代初農村現實生活為題材，真實地再現激變的農村中農民心理變化的。在以1931年在全國發生的波及16省的水災為背景的《水》中，作家粗線條地勾勒出農民覺醒、反抗的群體雕像，當年就被馮雪峰稱贊為「這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新的小說」。[2]丁玲的這些作品，集中體現了左翼小說創作的基本特徵：題材開掘的巨大現實性；階級視角的社會批判性；廣闊生活圖景的寫實性。在此實踐中，丁玲擺脫描寫知識階層的巢臼，開始描寫農村生活，反映了對現實主義創作的執著追求。
其三，1936年至1949年。這里丁玲在延安的創作時期。1936年冬丁玲到陝北革命根據地延安，進入了一個新的創作天地。最初，丁玲以通訊、速寫、印象記等文學樣式，敏捷地反映新的生活內容；後以小說譜寫解放區新的時代風貌，創作了短篇小說集《我在霞村的時候》（1944年）、《一顆未出膛的槍彈》（1946年），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1948年）等。這些作品標志丁玲現實主義創作走向成熟。與她過去的作品相比較，與其他同在解放區的作家創作相對照，丁玲小說最成功之處是，她尊重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側重以纖細的情感和筆觸，去展示一個偉大變革的歷史時代人們精神和心靈的巨大顫動。她既滿腔熱忱地歌頌和描寫革命根據地、解放區的新生活、新風尚、新人物，又直言不諱地暴露生活中的陰暗面，從而使其作品達到了現實主義的新高度。《我在霞村的時候》是被列入周揚編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的第一篇作品。主人公農村少女貞貞逃離了封建包辦婚姻的牢籠，卻未能掙脫辱掠她的日寇之手，受盡了凌辱和蹂躪。即便如此，她以不屈的靈魂，呼喊著「我總得找活路，還要活得有意思」。在日軍軍營里忍辱負重，多次為我軍傳遞情報。最大的精神痛苦，還是回到村子裡她的經歷和努力並不被人們所理解，異樣的「同情和憐憫」的眼光使她難以忍受，最後不得不離開家鄉，奔向延安。小說的價值正是通過人物靈魂的透視，展露了特定環境里人們長期受到封建思想毒害所造成的精神麻木。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堅強女性，在災難的泥潭裡復雜的心靈，作家層層深入的揭示，引導著讀者對沉重歷史進行深深思索。作家新穎別致的心靈切入視角，細膩委婉的筆調，反映了積極大膽的探索性的藝術追求精神。1940年完成的《在醫院中》卻很長時間在文學史中未得到公正的評價，並且使作家受到許多責難。畢業於上海產科學校的女主人公陸萍，來到延安成為共產黨員，並服從組織需要到一個新辦的醫院當產科醫生。丁玲將故事敘述側重於陸萍在新的環境里所見所聞所感上，更注重其表現心靈體驗的真實，因此，著力披露了革命隊伍內部存在的某些弊端，醫院里領導的官僚主義作風，一般醫護人員的保守、自私、苟安的小生產意識，還有病人中的愚昧麻木狀態等現象；並通過代表現代科學、民主思想的陸萍與這些現象的矛盾沖突的對照描寫，展示了革命幹部與知識分子雙向互動的精神成長的艱巨性。在那樣的環境里，丁玲能夠提出這樣深邃的問題，正是因為現實主義戰斗傳統給了她膽識和勇氣。丁玲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也從反面說明了這部小說所具有的現實主義力度。從由她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中，可以進一步看到作家創作整體性的深入和發展。
綜觀丁玲創作發展的三個階段，可以說她在現代文學史中是有獨特貢獻的女作家。其小說創作的特色鮮明而有個性，主要有兩點：第一，丁玲始終堅持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她創作的階段雖不同，但勇敢地面對現實生活的勇氣、敏銳地把握時代的脈搏、作品強烈的時代意識和思想穿透力這一創作追求，卻是一以貫之的。從迅速地調整自己的創作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到解放區創作真誠地揭露封建觀念和種種現實弊端，都清楚地反映了作家深邃眼光下現實主義創作的力度。女性文學突破個人狹小范圍，恰恰以丁玲的革命姿態和現實主義創作為標志。她是現代女性文學的探索者和開拓者。第二，丁玲小說創作藝術的創新和獨特藝術風格的形成。丁玲善於寫出人物深邃的內心世界，長於透視性格多重性復雜性的特點，重視表現人物情感和講求寫作筆觸細膩，這在女性作家中更顯其藝術的獨特。莎菲、貞貞、陸萍等形象，在現代小說人物畫廊里，很少有丁玲那樣在刻畫時將自己人生的體驗，尤其是女性生活的感受，深深融合在她們身上的；尤其那來自心靈的振盪、靈魂搏鬥的對於歷史變革感受深切的描寫，更凸現了現實主義創作的真實性。丁玲創作從最初的革命文學的峻急，到後來的深入現實的厚重，以及從容的藝術風格的形成，是與她突進主體（作家）和客體（人物）雙重內心深處密切相連的。
最後，不妨從丁玲早期小說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記》的簡析中，進一步印證作家的審美個性和藝術探索。這是一部日記體的小說，它在《小說月報》1928年19卷2號上發表後，主人公莎菲這個「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傷的青年女性叛逆的絕叫者」[3]，便引起了當時文壇極大的震驚，作家也由此獲得了更大的聲譽。這正是五四落潮以後知識女性精神追求和心靈顫動的生命真實在莎菲身上的集中體現。作者成功地刻畫了一個叛逆的、苦悶的、彷徨的知識女性形象。莎菲充滿矛盾的性格，在她與懦弱的葦弟、表裡不一的凌吉士失敗的愛情選擇中得到充分揭示。莎菲從封建家庭出走，崇尚個性的真正解放，但總是求愛失愛，在無樂可尋中抱著「及時行樂」的幻想。她鄙視社會的隔膜、欺騙，以個人的孤獨的靈魂進行倔強反抗。不甘幻滅的內心騷動，不滿世俗的放縱，反抗充滿著病態，而敏感、多疑、怪癖和狷傲，則構成其性格的基本特徵。丁玲以這個形象生動折射出時代剪影，即五四的個性解放隨著歷史的進步只剩下了凄厲的哀傷和疲憊。作家高度濃縮了一個過渡時代苦悶青年的精神面貌，並且以女性獨有的細膩、率真的心理描寫，深入到人物內心復雜而豐富的情感世界。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翻開了五四以來郁達夫式的感傷抒情小說新的一頁 ，從而也奠定了作家全部創作風格和藝術個性的基調。
『陸』 丁玲在解放區創作的反對專制愚昧等小生產習氣的小說是
《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彭德懷速寫》等文章
小說有《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在霞村的時候》
丁玲，現、當代女作家。原名蔣冰之，筆名彬芷、從喧等。湖南臨澧人。在長沙等地上中學時，受到「五四」思潮的影響。1923年進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中文系學習。1927年發表小說《莎菲女士的日記》等作品，引起文壇的熱烈反響。1930年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後出任左聯機關刊物《北斗》主編及左聯黨團書記。這時期她創作的《水》、《母親》等作品，顯示了左翼革命文學的實績，1933年被國民黨特務綁架，後逃離南京轉赴中共中央所在地陝北保安縣。在陝北歷任西北戰地服務團團長、《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主編等職，並先後創作《一顆未出膛的槍彈》、《夜》、《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時》等解放區文學優秀作品。1948年寫成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曾被譯成多種外文。1951年獲斯大林文學獎金。新中國成立後，丁玲先後擔任文藝界多種重要領導職務，並在繁忙工作之餘，發表了大量小說，散文和評論文章。1955年和1957年被錯誤地定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和「丁玲、馮雪峰右派反黨集團」主要成員，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並被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間深受迫害並被投入監獄。1979年平反後重返文壇、先後出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等職，並多次出訪歐美諸國。丁玲一生著作豐富，有些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國流傳，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柒』 丁玲的一生是怎樣的呢
丁玲，生於1904年，卒於1986年，原名蔣偉，字冰之。湖南臨澧人。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女作家。
1927年發表第一篇小說《夢珂》，前期的作品多寫富於叛逆精神而又苦悶彷徨的知識女性，先後出版了《在黑暗中》、《自殺日記》、《一個人的誕生》等短篇集。其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記》描寫知識女性莎菲走出家門，漂泊異地，獨來獨往，探尋出路，終不能跳出舊社會的羈絆，苦悶異常，感傷不已。她也追求過愛情，先後同葦弟和凌吉士戀愛，但一直找不到歸宿。因為她所追求的是靈與肉統一的理想愛情，一旦愛情難以實現，便灰心、消沉、絕望起來。以至作踐自己，玩弄感情，玩世不恭，企圖用自我毀滅的方式表達與世道的不合作。作者創造出一個帶有病態反抗色彩的時代女性的典型，小說在當時產生過重大影響。
進入20世紀30年代，丁玲的創作開始由表現個人苦悶，到表現階級壓迫；由單純表現愛情到表現革命與愛情的關系，實現了創作思想的轉變。作為這一轉變的標志是中篇《韋護》，寫共產黨人韋護同麗嘉戀愛，沉醉於愛情的幸福之中而忽略了革命信仰，當他意識到這點時，便忍痛割愛，接受組織的派遣，到廣東從事革命工作，麗嘉也跟著覺悟起來。《1930年春上海》描寫美琳和丈夫子彬因對工農運動態度不同而產生了分歧，在朋友的影響下，美琳棄家出走，參加了革命的行列。如果說，《韋護》只是寫「戀愛不忘革命」的話，那麼，《1930年春上海》則是「革命勝過戀愛」了。盡管如此，仍未能脫離「革命加戀愛」的公式。《水》的出現徹底改變了這一現象，宣告革命浪漫情調的終結。
正當丁玲的創作開始轉變之時，她被捕了。她以自己母親為原型而寫的長篇《母親》也僅寫了第一部而被迫停筆。當她再次進行創作時已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先後寫了《一顆未出膛的槍彈》、《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等著名的小說，其中，有的因對抗日根據地的某些現象有著與眾不同的觀察和表現而引起爭議。除了批評者的某些片面性外，也同作者對革命環境尚不完全適應，對革命群眾尚不十分熟悉有關。
代表丁玲小說創作最高成就的是《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描寫土地改革運動的長篇小說。通過華北解放區一普通農村暖水屯在土改當中的變化，完整地表現了土改運動的歷史面貌，為我們留下了可貴的時代記錄。小說的突出成就在於充分寫出了土改的艱巨性和復雜性，血緣宗法關系與階級關系互相滲透，盤根錯節。由於小說的成功，1952年曾榮獲斯大林文藝獎金二等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