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談勵志

A. 船山祠的勵志名勝對聯

百年長著等身書

——閑話衡陽船山祠聯

船山祠在衡陽市東洲，清乾隆年間為紀念王夫子而建。王夫之(1619—1692)字而農，號姜齋。湖南衡陽人，著名學者、思想家，著《船山全集》。王夫之晚年在「湘西草堂」閉門著書，曾為湘西草堂寫過兩副有名的對聯，其一：「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其二：「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從聯中可見其高風亮節。

嘉慶進士，官至兩江總督，湖南安化人陶澍(1778—1839)對王夫子這位前輩十分敬仰，對他的人品與學識倍加贊賞，曾為船山祠撰一聯：

天下士非一鄉之士;

人倫師亦百世之師。

陶澍在聯中認為王夫之雖然出生在衡陽，老死在衡陽，是一鄉之士，由於他的巨大影響，已經成為了天下之士;王夫之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已經成為世世代代學習的經典，他本人則是受人敬仰的「百世之師」。

比陶澍早生三十年的乾隆進士，江蘇武進人洪亮吉(1746—1809)對王夫之也是欽佩不已，他為船山祠撰聯：

慟哭西台，當年航海君臣，知已猶余瞿相國;

羈棲南嶽，此後名山著作，同心惟有顧亭林。

洪亮吉說王夫子的舉動只有兩個人物可以相比，一是明朝滅亡後，王夫之在御史台痛哭流涕，後來投入抗清的戰斗，這種精神與萬曆進士瞿式耜與清軍抗衡，最後殉難的氣節媲美。二是王夫之抗清之後，隱遁衡山著書立說，與明末名士顧炎武明亡後，隱身精研經史相類似。

無名氏的一副對聯道出了王夫之的思想與行為：

踐實反躬，窮理致知覺後死;

戴笠著屐，高風亮節仰先生。

「踐實反躬，窮理致知」是王船山提出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他強調實踐是知識的基礎，研究是獲得知識的方法。王船山抗清失敗後，仍然與清朝誓不兩立，出門時，天晴都要頭頂斗笠，腳踏木屐，表示與清朝不共戴天，其行為的確令人敬仰。

還有一副無名氏的對聯，對王夫子的學說與著作進行了高度的評價：

治國辟良知，千載永垂經世論;

沒齒無遺恨，百年長著等身書。

王夫之提出的治理國家的主張與哲學思想，是可以千百載流傳下去的，而王夫之等身的著作，如《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黃書》、《思問錄內外篇》等，極大地豐富了我國的文化寶庫，是一筆了不起的精神遺產。

緊挨著船山祠，有一所船山書院，歷任兵部右侍郎、尚書，彭玉麟(1816—1890)對同鄉王夫之自然非常景仰，一時文思涌動，寫了一副長聯：

一瓢草堂遙，願諸君景仰先賢，對門外岳峻湘清，想見高深氣象;

三篙桃浪暖，就此地宏開講舍，看眼前鳶飛魚躍，無非活潑天機。

作者與一般人寫法不同，辟開正面歌頌王夫之，從眼前的景物著筆，想見先賢當時的情景，更能激起思古之情。

王夫之的墓在衡陽縣大羅山，咸豐舉人，授翰林院檢討，湖南湘潭人王闓運(1833—1916)為王夫子墓寫了兩聯，寄託自已的哀思：

前朝干凈土;

高節大羅天。

世臣喬木千年樹;

南國儒林第一人。

B. 名人勵志故事

戴笠剛在蔣介石身邊做事的時候,被老蔣看不起。既不派他事做,也不稱他全名,只是叫他「鄉下來的,去買包香煙」,「鄉下來的,去把茶倒滿」。如果一般人碰上這種待遇,早就受不了啦,但戴笠是怎麼做的呢?他非但不爭,還引以為榮,對別人說:「蔣校長(那時蔣是黃埔軍校校長)這樣叫我,是種親熱。叫我雨農的話,反倒見外了。」
他見沒事做,便自動為蔣介石收集情報。他把黃埔軍校師生們的一些反對蔣介石的言論歸納起來,並逐句註上這些人的名字,寫成幾十頁的小報告,恭恭敬敬地放在蔣介石的辦公桌上,然後垂手侍立,做一溫順奴婢狀。
老蔣向來鄙視他,斜著眼,隨手翻了翻報告,忽然把光頭一抹,把桌子一拍:「誰叫你乾的!我蔣某人豈能做此小人之舉?娘希匹,你真是混賬透頂!」說著大手一抓,便把戴笠辛辛苦苦整理抄寫的小報告捏成一團,統統扔進廢紙簍里。
哇,好心當做驢肝肺!誰能忍受得了這種待遇?可戴笠早就看穿了蔣介石這故作姿態之舉。因此,他沒有為自己爭辯,一個字也沒有講。只是很平靜地做了一件事情——把這些小報告再從廢紙簍里一張張地撿起來,再一張張壓平,然後再一張一張重新放到老蔣桌上!
結果,善於隱忍並揣摩他人心機的戴笠當上了軍統的頭子。

C. 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 是什麼意思

1、釋文：

如果將來你坐著車，而我還是戴斗笠的平民，那麼有朝一日相見，你會下車跟我打招呼吧？！

如果將來你撐著傘，而我騎高頭大馬，那麼有朝一日見到你，我也會下馬來同你相問候。

2、出自：

漢代無名氏《越謠歌》

3、古越謠歌，是古代江浙一帶的歌謠。作品主要是表達不忘貧賤之交。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忘記朋友之間的情誼。一種時間和距離都無法磨滅的君子之交。

(3)戴笠談勵志擴展閱讀：

此《越謠歌》最早出現在晉代周處編著的《風土記》中，後存在不同的流傳版本。

據《太平御覽》：「《風土記》曰：越俗，性率朴，意親好合，即脫頭上手巾，解儀間五尺刀以與之為交。拜親跪妻，定交有禮，俗皆當於山間大樹下，封土為壇，祭以白犬一、丹雞一、雞子三，名曰『木下雞犬五』。其壇也，人畏不敢犯也。

祝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後日相逢卿當下。』」可見，這是是古代江浙一帶百越人結交時，在神壇前的祝禱之辭，相當於是神前發下的誓詞。

《樂府詩集》、《詩紀》均收作「越謠歌」。

《樂府詩集》版本作：「君乘車，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車揖。 君擔簦，我跨馬，他日相逢為君下。」逯欽立先生纂編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作：「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雖步行卿乘馬，他日相逢卿當下。」

不難看出，不同版本除文字稍有差異，最根本的差別是口氣的不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和《太平御覽》中，均是以自己倘貧寒而對方已發達，要求對方如何做。

而《樂府詩集》中，則是設想朋友雙方一方倘貧寒一方已發達，各自應該怎麼做。無論從人情事理還是從文學手法上，後者都略勝一籌。

D. 蔣介石為什麼要建立特務組織

蔣介石為鞏固其統治，通過「中統」、「軍統」等特務組織來對外鎮壓中共及其他反對勢力，對內剪除國民黨內異己力量的史實，已人所共知。1932 年，是國民黨特務組織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軍統」的前身是1932 年4月成立的三民主義力行社（復興社）特務處。「中統」的前身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科雖成立於1928 年初，但其成規模也是在1932 年將調查科擴編為特工總部之後。為什麼蔣介石在1932年會如此重視特務組織建設，他是如何認識特務組織重要性的，又是如何親手締造特務組織的？蔣介石這一年的日記中透露了許多的秘辛，能幫助我們解開這些謎團。
一、蔣介石為何要建立特務組織
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與其早期經歷與性格有關。蔣早年家境一度不錯，但因喪父而迅速中落，又受鄉吏欺侮，體驗了世態炎涼。這形成了他復雜的性格：固執、倔強、多疑與以自我為中心。他年輕時留學日本，接受過粗淺的軍國主義教育，與陳其美交誼，這些經歷鑄成了他蠻干、注重情報搜集和效忠個人的特殊心態，這是他組織特工機構的思想根源。辛亥革命後，蔣介石在上海暗殺了光復會首領陶成章，並未留下把柄，這次成功的經歷讓其過了把「特工癮」。
然而，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崛起後的頭幾年，並未立即著手建立特務組織，他在1932 年才付諸行動，與當時的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處境及國內外形勢有關。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的權力始終受到了來自黨內反蔣派系的挑戰，1931 年底，蔣遭胡漢民、汪精衛與兩廣地方實力派的聯合逼迫，被迫下野。這次下野經歷使他對各級黨部的組織能力、幹部對其個人的忠誠均懷疑慮。痛定思痛，如何在黨內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核心組織，成為了擺在蔣介石面前的課題。恰在此時，後來成為復興社核心人物的劉健群、康澤等向蔣介石建言，主張在保留國民黨舊軀殼的前提下，重建一個新的政黨形態的秘密組織。
劉健群在《貢獻一點整理本黨的意見》中提到，當前的國民黨「不僅與民眾相脫離，黨與黨員亦日趨隔膜。黨的領袖與黨員的關系只有互相利用，黨的領袖根本看不清誰是忠實的黨員。」劉健群向蔣提出，要在國民黨內另建一種新的組織，「以充實黨的內容，建造黨的靈魂。」康澤則在研究了蘇聯的「格伯烏」（即克格勃）的結構後，非常推崇這種「挑選最忠實的黨員來參加工作的，它和黨有密切的聯系」的組織，他向蔣介石建議「我們需要一個意義更廣泛足資號召的組織，『格伯烏』只能是當中的一部分。」
蔣介石對劉健群和康澤的建議持十分肯定態度，鼓勵他們放手去實行。1932 年蔣介石重新上台後，組建特務組織的工作就提上了議事日程，他的日記中不時有相應的記載，而此前的日記中並無太多關於特務組織的內容。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在當時有兩個最直接的需要：
一是推行「攘外安內」政策。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其建立特務組織，就是要推行這一政策。蔣介石認為，國內反對其「攘外安內」政策的人頗多，不能集中意志與力量以完成統一國家與對日作戰的准備。他在對勵志社的演講中強調要「 攘外安內」，為秘密組織制訂的誓言中，也有「抗日除奸，為黨犧牲」等語：
下午， 與妻回陵園居住。往勵志社與各同志會晤，自覺忍痛不堪也。余對大局貢獻以外交問題非先統一國內不可。（《日記》，1932 年1 月22 日）晚，與賀（衷寒）、康（澤）等生談組織事，必欲組織一秘密奮斗、人盡其才，控置全國之機關，方得完成革命。如僅普通組織，則必腐化消滅也。乃得數語，曰「抗日鋤奸，為黨犧牲，實行主義，革命革心，矢勇矢勤，嚴守秘密，服從命令，願受極刑。（《日記》，1932 年2 月21 日）
康澤回憶說，1932 年3 月下旬，蔣介石召集他們開會時說：「現在最亟待解決的問題是剿匪，我們以『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為我們的方針，歷史上無有不是『內安』才能『攘外』的。我們決定這樣做，並且也就這樣宣傳。」
二是要剪除黨內政敵。蔣介石復職後，對黨內的反對派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他日記中多次將政敵稱之為「反動派」：下午與（宋）子文、（汪）精衛談話，汪有以允許其他政黨存在之意，余謂此事非開全國代表大會不能解決。余決力爭，不顧反動派之反對也。（《日記》1932年3 月28 日）
在蔣介石看來，對黨內的反動派，必須加以監視、制裁，以致消滅。他在日記中明確表示要利用偵探特工組織剪除政敵、加強個人權力：
組織政黨徹底革命，必先組織偵探隊，防止內部叛亂，制裁一切反動，監督黨員腐化，宣傳領袖主張，強制社會執行，此偵探隊之任務。而偵探隊之訓練與組織指揮運用則須另訂也。（《日記》，1932 年2 月17 日）
蔣介石建立特務組織，還與當時流行的「德國模式」與法西斯主義有關。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但其短期內迅速崛起，再度成為世界強國，這引起了國人的注意。蔣介石對德國經驗相當有興趣，他採用「親德」政策，聘請德國軍事顧問對軍隊進行整訓，自己也時常聽取顧問的各種建議。或許是受德國顧問的影響，1932 年初他一直在讀《俾斯麥傳》，在1932年3月3日、5日、7日、9日、15日、18日、30日及5月4日的日記中，都有讀《俾斯麥傳》的記載，如「下午，來湯山休息，看《俾斯麥傳》，視察學校。」（《日記》，1932 年3 月7日）「上午，批閱，會客，看《俾斯麥傳》，到參部傳見部員。」（《日記》，1932 年5 月4 日）。該書對俾斯麥「鐵血政策」的渲染及對普魯士精神的頌揚，深入蔣氏心中，對其思想不無影響。從日記看，蔣介石對法西斯主義有所研究，內心欽佩。蔣希望的是建立秘密的、效忠個人、聽命於自己的組織。他在日記中寫道：
今日革命軍人同志會開成立大會，結論以「親愛精誠」之外，加以「禮義廉恥」四字 ，方足以醫今日青年之病也。而「鐵血」二字，尤未提出。（《日記》，1932年4 月16 日）
二、蔣介石支持力行社成立
為了解現代特務組織的特性，蔣介石身體力行，認真研讀情報學的理論書籍，與陳立夫等人研討，每有心得，便隨筆記錄：上午，看情報書，會客。（《日記》，1932 年4 月22 日）
上午， 看情報。情報之學，一言以蔽之，曰利用對象中之現象之現象而已……此時插人於目的敵中，乃為唯一之要件。志之。晚，與（陳）立夫談情報事。（《日記》，1932 年4 月24 日）
五時起床，看情報學。下午，與（宋）子文談話，會客，看情報學完。修正講演稿。（《日記》，1932 年4 月25 日）
蔣介石後來支持戴笠等人改善電訊設備、鼓勵特務活動注入警察系統、開辦政訓班等，都與他的情報素養有關。
蔣日記中反映出，他直接推動了復興社特務組織的建立，包括選拔幹部、多次親臨訓話、撥款資助等。蔣十分注重特務人才的選拔，在日記中常提到對一些「可造之才」的觀察，甚至將特務人才作為其幹部人選的主要來源，提出「選人以情報班、軍校侍衛憲警為基。」（《日記》，1932 年4 月28 日）他在1932 年日記中提到的復興社骨幹，包括劉健群、李士珍、鄧文儀、賀衷寒、康澤、鄭介民、滕傑、戴笠、喬干梁、蔣堅忍等，這些人日後都是國民黨特工的要角。他對劉健君的評價是「有見解之青年」，對李士珍的評價是「可造之才」。讀過蔣日記的人都對其論人之苛有深刻印象，他對劉、李的評價之高，實屬難得。這與劉健群等對他個人的極度忠誠有關。
在力行社成立前後，蔣介石不斷地對其幹部及成員訓話，聽取工作報告， 督促其組織的發展：「下午，與力行社幹事談話。」（《日記》，1932 年3 月8 日）「晚，與力行社幹部談話。」（《日記》，1932 年3 月21 日）「 問康澤與（劉）健群談話情形，轉約鄭校教官，戴約何浩若談話，約徐謨談話。求人不得，只有建立團體，集中建立團體，集賢聚才以代之。」（《日記》，1932 年4 月8 日） 力行社成立時，蔣親自出席，並「訓話一時余。」（《日記》1932 年3 月29 日）
有個細節可以證明蔣介石對力行社工作的格外重視，蔣的作息時間較刻板，通常晚11 時前後睡覺，但他有幾次對力行社幹部的訓話，持續到了午夜12 時，有幾天日記中記道：「晚，宴客，對力行社聽取報告，訓話，至十二時。」（《日記》，1932 年4 月9 日）「晚，力行社幹事來會議，至十二時完。」（《日記》，1932 年4 月25 日）
特務組織與工作的發展，直接影響到蔣情緒的起伏，日記中有：「與力行社談話，組織無甚進步也。」（《日記》，1932 年4 月4日）「與康澤、戴笠談話，……各地特務組織亦有研究，較有進步也。」（《日記》，1932 年4 月9 日）「與訓練班講話，情報人員與組織無甚進步，焦急之至也。但自嫌無進步，而實或有進步也。」（《日記》，1932 年4 月26 日）
據力行社成員回憶，其總會的全部經費除所收會社員的會費外，都由蔣介石在軍事委員會的特別費項下撥給，特務處的特務經費則不在總會經費預算之內，而由特務處長戴笠自行造具預算，直接報經蔣介石核撥，其經費總額，據說較之總會的全部經費，至少約在10 倍以上。這在蔣介石日記中得到了印證，他在4 月13日中就記了「發力行社經費。」
蔣介石還十分注重特務組織的擴大。復興社特務處成立後不久，就取得了杭州警官學校訓練特務化警官的權力，蔣介石提出要「組織杭州警察班」。（《日記》，1932 年5 月14 日）， 並在1932年6 月派戴笠為杭州浙江警官學校政治特派員。戴笠以「培訓警官」為名，將該校作為培養特務的搖籃，開設了甲、乙、丙三種特訓班及電訊班，使之成為特務系統最早的培訓基地，在「軍統」特務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這與蔣介石的鼓勵與支持是分不開的。國民黨軍隊中的特務系統也由蔣一手打造，他提出親自確定，「軍隊黨務特派員之人選與組織，在高級班與力行社中挑選之。特務組織以徐恩曾、陳希曾、戴笠、鄭介民、竺鳴濤為幹部，蔡動軍亦可入選。」（《日記》1932 年4月13 日）蔣介石一度考慮將特務訓練擴大到全社會的層面上，在日記中異想天開地寫道，要「對軍隊以政治訓練，對社會以特務訓練」。（《日記》，1932 年4 月8 日）
盡管日記內容有些瑣碎，卻也明白無誤地顯示出國民黨內特務組織是在蔣介石授意與支持下建立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