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納小故事
① 關於國際稅收的小故事或小知識！
某日，有一個人在河邊釣魚，他釣了非常多的魚，但每釣上一條魚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魚，他都丟回河裡。旁觀人見了不解地問：「別人都希望釣到大魚，你為什麼將大魚都丟回河裡呢?」這人不慌不忙地說：「因為我家的鍋只有尺這么寬，太大的魚裝不下。」不讓無窮的慾念攫取己心，「夠用就好」也是種不錯的生活態度。當人們在吃到飽的自助餐廳，毫無忌憚的吞食，那可真是一個可怕的景象，更是可憐的表現。取自己夠用的，不必貪求，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修練。當今社會部分企業存在盲目消費的情形，正如上述故事所說，在釣魚的時候，忘記了自己家裡的鍋有多大，忘記了家裡有幾口人，忘記一天能吃多少魚。其實，很多企業為了吃點魚非要買個魚船，配備魚具，召上船員，自己出海捕魚自己吃，小農經濟的思想根深蒂固，為了喝點牛奶，偏要養頭母牛，成本高，味道還那樣。企業的財稅消費更是如此，一例說明：7月底，銀監會副主席郭利根在國家會計學院董事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現在，我國的大型銀行、大型企業大都請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並視其為某種身份的象徵，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他表示，企業應該反省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盲目崇拜。最好的方案不一定是最適合自己的方案，一家稅務風險都還沒控制好的企業，如果此時花高價錢去研究稅收籌劃方案，或許就不是最好的選擇。聘請適合自身的機構，在合適的時機，進行合理的安排，根據自家的鍋選擇適合自家的魚，才是真正理性的選擇!
② 白居易的民本情結
白居易初入官場，曾為周至縣尉和京兆府戶曹參軍。這是兩個與今日稅官職司很接近的官職。依唐時官制，縣尉「分判眾曹，催征租賦」，而周至做為天子腳下的上等縣，縣尉由兩人分掌。一個負責「按比戶口，課植農桑，催驅賦役」，另一個負責「檢查非違」。經日本學者考證，白縣尉就是前者1。而戶曹為五曹之一，主司「民戶、祠祀、農桑、籍賬、婚姻、田宅、雜徭、道路等事」，在農事為國中大事的封建時代，無疑負有比縣尉更大的責任。
與其他州縣官員相比，「負責從貧苦農民那裡征稅」2的縣尉等可以說是頗為親民的一個角色了。縣尉白居易因為總要與納稅人（主要是農民）打交道，親身體嘗著他們的疾苦，也益加增進了對民間苦樂的認知，也促成著他以「惟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為己任的道德自覺。他所發起的「新樂府運動」，也因出於「諷興當時之事」、「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目的而採取「美刺比興」、「因事立題」的姿態而產生出「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和「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3的雙重效果。
從白居易涉稅詩所呈現的一顰一笑中，可以清晰甚至強烈地感受到他對農事、農民和民間的悲憫情懷。一方面充分地講求「其辭質而徑」、「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實」、「其體順而肆」、「根情，苗言，華聲，實義」等行文義理，一方面又盡抒憧憬、同情、期盼、創想、諷喻之胸臆，是曾為「稅官」的白居易的真情流露。
一、 憧憬田園之樂
從農民的主體感受出發，白居易渴望著風調雨順、躬耕壟畝後上應王稅、家有餘糧的田園之樂。這也說明，在詩人的內心，並不認為農民的稅不該交，而是覺得應該將這種稅收義務限定在一種可以接受的范圍內：一是農民有能力繳納，二是在「王稅」和「家儲」之間要有一個不相沖突的共生關系，三是稅收應系農民已經盡力耕耘並獲得了足夠的報償之後之所為。有《五古·歸田三首》（之二）詩為證.
在長期為官的白居易筆下，田園生活並非不食人間煙火。只要人民安居樂業，官與民、農與商、人與自然都能夠和諧相處，互不滋擾，那一番「風雲會合」的昇平世界，又何嘗不是夢中的田園呢？只要遠離那種「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的庸俗場景，能夠領略「軟美仇家酒，幽閑葛氏姝」的安恬適意，便是有一點「吏征漁戶稅，人納火田租」、「樓暗攢猖婦，堤喧簇販夫」的零亂情景，也大可以接受了。這樣講究平衡守正的動態和諧觀，較好地體現在最能代表白居易長篇排律「善於鋪寫、多順敘而曲折有致」水平4的《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一詩中：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
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
地遠窮江界，天低接海隅。
飄零同落葉，浩盪似乘桴。
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
夷音語嘲哳，蠻態笑睢盱。
水市通闤闠，煙村混舳艫。
吏征漁戶稅，人納火田租。
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
成人男作丱，事鬼女為巫。
樓暗攢猖婦，堤喧簇販夫。
夜船論鋪賃，春酒斷瓶沽。
見果多盧橘，聞禽悉鷓鴣。
山歌猿獨叫，野哭鳥相呼。
嶺徼雲成棧，江郊水當郛。
月移翹柱鶴，風泛颭檣烏。
鰲礙潮無信，蛟驚浪不虞。
鼉鳴江擂鼓，蜃結氣浮圖。
樹裂山魈穴，沙含水弩樞。
喘牛犁紫芋，羸馬放青菰。
綉面誰家婢？鴉頭幾歲奴？
泥中采菱芡，燒後拾樵蘇。
鼎膩愁烹鱉，盤腥厭膾鱸。
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
氣序涼還熱，光陰旦復晡。
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
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徂。
憶歸恆慘澹，懷舊忽踟躕。
自念咸秦客，嘗為鄒魯儒。
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
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轆轤。
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
崔杜鞭齊下，元韋轡並驅。
名聲逼楊馬，交分過蕭朱。
世務輕摩揣，周行竊覬覦。
風雲皆會合，雨露各沾濡。
共遇昇平代，偏慚固陋軀。
承明連夜直，建禮拂晨趨。
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廚。
議高通白虎，諫切伏青蒲。
柏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
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芋。
戈劍星芒耀，魚龍電策驅。
定場排越伎，促坐進吳覦。
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
歌鬟低翠羽，舞汗墮紅珠。
別選閑遊伴，潛招小飲徒。
一杯愁已破，三盞氣彌粗。
軟美仇家酒，幽閑葛氏姝。
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
論笑杓胡律，談憐鞏囁嚅。
李酣猶短竇，庾醉更蔫迂。
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
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
籌並頻逃席，觥嚴別置盂。
滿卮那可灌，頹玉不勝扶。
入視中樞草，歸乘內廄駒。
醉曾沖宰相，驕不揖金吾。
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卻孤。
翻身落霄漢，失腳倒泥塗。
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
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
即日辭雙闕，明朝別九衢。
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
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邘。
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
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
江關未撤警，淮寇尚稽誅。
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
廬峰蓮刻削，湓浦帶縈紆。
九派吞青草，孤城覆綠蕪。
黃昏鍾寂寂，清曉角嗚嗚。
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
殘芳悲鶗鴂，暮節感茱萸。
蕊坼金英菊，花飄雪片蘆。
波紅日斜沒，沙白月平鋪。
幾見林抽筍，頻驚燕引雛。
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臾。
眇默思千古，蒼茫想八區。
孔窮緣底事？顏夭有何辜？
龍智猶經醢，龜靈未免刳。
窮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
況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
漂流隨大海，錘鍛任洪爐。
險阻嘗之矣，棲遲命也夫。
沉冥消意氣，窮餓耗肌膚。
防瘴和殘葯，迎寒補舊襦。
書床鳴蟋蟀，琴匣網蜘蛛。
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
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
兀兀都疑夢，昏昏半是愚。
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
萬里拋朋侶，三年隔友於。
自然悲聚散，不是恨榮枯。
去夏微之瘧，今春席八殂。
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
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
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
壯志因愁滅，衰容與病俱。
相逢應不識，滿頜白髭須。
二\ 慚愧不耕而食
「是誰養活了我們？」這樣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本來是不需要馬克思憑借其《資本論》對商業生產、流通、交換、分配的宏大敘事才足以說明的。可是，更多認為自己高人一頭的「公家人」並不願意承認，與工人、農民所辛勤從事的勞作相比，他們中的相當部分非但並不高尚甚至有可能可有可無。正是因為某些貪官污吏顛倒世情倫理的作威作福，在很大程度上掩蓋了工人、農民等「勞力者」是達官顯貴等「勞心者」的「衣食父母」這一事實。正如在中國古代的某一階段，本來是工商業者們的針對性努力維持了政府的相應需求，卻被近乎歪曲地說成了「工商食官」。
白居易的憫世情懷，不僅僅體現在他從內心裡對農民們的親近和體貼，還在於他從很早就懂得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這樣的高深義理。面對百姓的辛勤苦作卻勉力生存的處境，他不止一次地表達出自己作為一個吃公家糧者的愧疚。與納稅中和納稅後都承受了許多恥辱和艱辛的農民們相比，他覺得自己是那樣的自責和無助。在這樣的良心呈現中，一腔憫世情懷纖毫畢現。
在《納粟》一詩中，白居易在稅吏「催納」和農民連夜「揚簸」的對峙場景下，由衷地「內愧」自己「坐屍十年祿」並用他樸素的「報應」邏輯企望著有朝一日「還他太倉谷」，確保百姓們能夠得到政府的回報。
在《觀刈麥》一詩中，白居易的憫農之心通過農民們男女老幼全家在「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的酷熱中勞作、抱子貧婦懸筐拾麥穗這樣具體的場面自然地導引出來：在那些把自己收獲的大部分糧食交給政府而自己只能慘淡度日的百姓面前，「不事農桑」卻「歲晏有餘糧」的我們，是如何地羞愧難當啊。詩中寫道：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婦姑荷簟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
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
復有貧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
聽其相顧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
三、 描繪美好暢想
當稅收或因為稅收而對農民們生活的各種影響已經成為難以支撐的重負時，減輕甚至免除這種重負，就成為對民生之多艱感受痛切的白居易的社會理想。而且，這一理想會在受到世情刺激的每一個時刻，自然而然地傾泄出來。
在《贈友五首》中的一篇中，針對政府向農民征稅居然以銅錢計算這種「求土所無」、「強人所難」從而導致農民們賤賣自己的耕織成果因而造成了「錢力日重」、「農力日殫」等嚴重局面的作法，詩人無限憧憬地回顧了立國之初的貞觀之治時以丁計庸、以田計租、量入為出的稅收方式，而對變法之後所造成的「使我農桑人，憔悴畎畝間」的傷農後果大為反感。在白居易的心中，革此弊端而恢復原來的租庸調者，構成了一個美好的願望。在原來的稅收基礎已經因為兵興等原因而受到根本破壞的情況下，詩人的願望終究只能成為不能實現的夢幻。
白居易期望農民們擺脫沉重稅役負擔的夢想，在他聽聞了昆明地區「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從而「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的故事後生發聯想：既然「率土皆王民」，又何必遠民而疏近民而親呢？為什麼不能「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呢？為什麼不能停止對其他一些地區的財稅舉措讓「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裡休封銀」呢？《昆明春水滿》一詩，表達的就是這樣一種類繁多民無禁利而同享「昆明春」的暢想：
昆明春，昆明春，春池岸古春流新。影浸南山青滉瀁，波沉西日紅奫淪。往年因旱靈池竭，龜尾曳塗魚煦沫。詔開八水注恩波，千介萬鱗同日活。今來凈淥水照天，游魚撥撥蓮田田。洲香杜若抽心短，沙暖鴛鴦鋪翅眠。動植飛沈皆遂性，皇澤如春無不被。魚者仍豐網罟資，貧人又獲菰蒲利。詔以昆明近帝城，官家不得收其征。菰蒲無租魚無稅，近水之人感君惠。感君惠，獨何人，吾聞率土皆王民，遠民何疏近何親。原推此惠及天下，無遠無近同欣欣。吳興山中罷榷茗，鄱陽坑裡休封銀。天涯地角無禁利，熙熙同似昆明春。
對於此詩，後來有人很認真地考證道：昆明恩詔是一種特事特辦的稅收政策，不可能不加限制地推廣到其他地方。白氏此議實在有些天真，任何一個治稅者都不會採納他的建議。可是我想說，與白居易著意於百姓而生發的「天真」願望相比，這樣的「認真」卻實在有嫌暮氣深沉。縱使可以從現實性上論證白氏建議的不大可取——這一點幾乎誰都明白，但如此煞有介事地論證起來，還是很讓人懷疑此公是否知道「憫農」為何物？
四、推思施政哲理
從為官者的角度看來，未經刻意政教而能夠確保賦斂齊畢和閭井平安，是他們的良好願望。在這樣的「良化」和「豐登」背景下，政府完全可以一種無為而治的夜警方式存在，官員們也樂得清閑：不但「案牘既簡少，池館亦情閑」，而且「南亭日瀟灑，偃卧恣疏頑」。好一幅與民同樂圖！在白居易的內心裡，他對於官民關系、稅收征納關系有一種期待：政府不施以超出法定稅收之外的任何騷擾，百姓不增強納稅之外的更多辛勞，二者縱使不能做到相濡以沫，至少也應相安無事。
這樣的心態很好地體現在《五古·征秋稅畢題郡南亭》一詩中.
不管過去的政府官員有幾個真正把民眾疾苦放在心上，他們都必須正視百姓不安官不得安、百姓不富政府難富的現實。而白居易則在其種樹種花的過程中，悟到要使自己的治理取得成效，「養民」即發自內心地付出辛苦和智慧施以百姓實惠的治理之策是為官者所必須的。「勸農均賦租」就如欲茂枝葉必救根株的道理是一樣的。這樣從「養樹」聯想及「養民」的靈感，寄予《東坡種花》一詩（二首之一）中
五、 直斥賦稅弊端
大概和「稅收」這一事物——在中國古代體現在賦、役、稅、榷、捐、兵差等很多方面——總是與百姓最為切身的利益相聯系著，而征稅總是表現為一種幾乎不由分說的觸及人們基本生存條件的強行再分配，且納稅人總是處在無力辯駁和抗爭的弱勢地位中等這些原因相關，在以諷喻現實、揭露弊端、描摹世情、品評王政、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中唐「新樂府」詩甚至歷代現實主義詩作中，反映稅收現象的作品特別多5。在自己的詩作分類中專門辟有「諷喻詩」系列的白居易的筆下，對這一關聯國家、官吏、百姓利害關系的領域也相當關注——本文所輯的這些，即是從《全唐詩》所收白居易的近四千首詩中擇出。在這些詩中，詩人基於百姓甘苦的階級立場清澈可見。在通過賦稅現實提露社會問題這方面，白居易的詩總是一針見血——
1、重賦（又題「無名稅」）
《重賦》可說是白居易的稅收詩中最為知名、最富影響力、最多點擊率和品評率的一篇。其所在的《秦中吟》十首，更是白居易最著名的諷喻詩系列。唐朝中後期改「租庸調」為「兩稅法」，旨在採取更為簡明、更為集中、更為便捷、更為高效的方式，整合、整理、整頓、整飭有「上以奉君親」之功能的「征賦」體制。這一體制的一個重要特徵，恰恰是將農民原來負擔的勞役義務（庸）以納銀的方式融入戶稅、地稅中徵收，兩稅之外不再配發徭役。如白居易詩中所說，國家也明令：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然則實際執行的結果卻是「斂索」和「羨餘」如故。陸贄在其《均節賦稅恤百姓》所列舉的七大弊端中，就包括白詩中所提到那些現象，比如以「雜征」改為常賦、以「召雇」代征役、以「和市」代科配以及「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等6。白詩以國家定稅「本意在憂人（一作「愛人」）」與執行者「奪我身上暖」這樣巨大的反差兩相對照，很是揭示了封建王朝的稅收機器之年久失修；其中將百姓們納稅後的慘狀即「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與國家征稅後的富足即「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相比，更是突出了不合理稅收體制下官民地位的極不協調、極不對稱、極不匹配之狀。如此強烈的表現力、破壞力和諷喻力，難怪有評論者以此詩與杜甫的《石壕吏》相提並論。
實行兩稅法後人民負擔加重的具體情形，還可以從一則故事中推想。唐德宗打獵途中，路遇一戶姓趙的農夫。經過與他的一番對話之後得知，兩稅法後的稅收形勢已經發生了遠遠超出預想的變化。《資治通鑒》中有如此描述：
貞元三年，唐德宗行獵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不樂。上曰：「今歲頗稔，何為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雲，兩稅之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於稅。後又雲，和糴，而實強取之，曾不識一錢。始雲所糴粟麥納於道次，今則遣致京西行營，動數百里，車摧牛斃，破產不能支。愁苦如此，何樂之有。每有詔書優恤，從空文耳。恐聖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德宗命復其家7。
對於這樣頗有傳奇色彩的君民之會，司馬光感嘆道：「自古所患者，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郁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以至於離叛危亡，凡以此也。德宗幸以游獵，得至民家，值光奇敢言，而知民疾苦，此乃千載之遇也。」只是可惜，這樣的千載之遇只能偶然出現，且誰也不能確保皇帝遇到一個農民反映實情就能悔悟，如唐德宗此遇不也只是「復」（免除）了趙光奇一家的稅外負擔嘛？以此而論，白居易的《重賦》詩，也未必能夠讓這「里胥迫我納」正稅之外額外負擔的現象有什麼樣的改觀。
2、買花
《買花》一詩也取自《秦中吟》——十首秦中吟居然有兩首與稅收相關，可知當年的稅收征納和諧狀況已經到了多麼危殆敏感的狀態——並有人稱是秦中吟系列中最有名的一首。本詩前四句大寫帝城春暮時節人們看牡丹的熱鬧盛況；次四句極力描述牡丹價錢的昂貴；再次六句通過描述牡丹的移植保護和對它的迷戀而更加透出買花者的財富「實力」；最後六句借一農夫的感慨而點名題旨。全詩通過官僚貴族不惜重金購買牡丹的描寫，反襯出城裡的某些人恣意享樂、揮金如土的豪華、腐朽生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把「一叢」花與「十戶」賦進行排比，勁直痛切地揭露了封建社會達官貴人揮霍人民血汗縱情享樂的事實。
在當時的戶稅標准下，十戶具有中等財力狀況的人家（包括中上戶、中中戶和中下戶等三類），其所繳納的稅收，才夠某些上等人家買一束花的，這可是多大反差的貧富分化啊！當城裡的某些人家已經習以為常並執迷陶醉於「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的浪漫與豪奢享受時，那些相顧無言卻有百千愁苦與憤懣溢於心扉的田舍翁，他們的反感如果被傾泄出來，又將是多麼地可怕！在農民們把自己在土地里收獲的相當比例的成果交給官家後自己勉為其難地存活於世的可憐境地里，他們也許百思不解那些「帝城」里把鮮花以「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的方式侍候地百般熨貼的人們，是如何獲得那麼多的錢、閑和情調的。這樣的強烈反差，也在相當程度上回答了，當農業社會下大多數百姓的「活著」還取決於大自然的諸多「變數」時，有些人——比如商人、軍閥和官吏——已經憑著對權力、利益的擁有以及對財富的分割權而可以過上很憩意的生活了。這該是多麼不平等的社會啊——在農業社會下，在「民以食為天」的農業社會下，為什麼那麼多農民起義都會以「均平」、「等貴賤均貧富」、「不納糧」等這類看上去實在有些過分具體、微觀而且世俗的方式表達出來，想必可以從這首詩中找到緣由了。
與白居易此詩可以夠成史料佐證的，還有《國史補》中所言「長安貴游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不以耽玩為恥」。王春裕的《開元天寶遺事》也說「楊國忠子弟每春至之時，求名花異木植於檻中，以板為底，以木為輪，使之牽之自轉。所至之處，檻在目前，而便即觀賞，日久為移春檻」。宣宗時詩人司馬扎更是以其《賣花》詩描寫了一個幾代種花的花農：「少壯彼何人，種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卻笑耕耘輩；當春賣春色，來往經幾代；長安甲第多，處處花堪愛；良金不惜費，競取園中最。」可見唐朝時賣花、買花、賞花，確已蔚然成風。只是，能夠從貧富差距處著眼者，卻確是寥寥。同是寫花，白居易的憫世情懷躍然紙上。
3、 大水
《大水》一詩不以稅收現象為主要的描寫對象，其所反映的是自然災害給百姓生活造成的巨大破壞。這樣的破壞下，有「佣舟子」借機大發民難財。可是，如果我們看到詩人把「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與「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這兩類事體相提並論時，還是可以清楚地感知，作為國家官員（江州司馬）的詩人對國家稅收和百姓農桑的同等關切。我讀了這首詩後的第一時間想到的是今年發生的汶川地震以及地震後政府和人民所投注的救災愛心。在出現如詩中所言的「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的不可抗力時，政府能不能在國家稅源基礎、潛力和預期稅收利益都同時遭遇挫折的情況下以減稅、免稅、負稅等有效方式給予一種來自稅收系統的人文關懷，很是能夠反映出一國稅制的人道和民本內涵。2008年，共和國給予了汶川大地震的受害者和受害地區這樣的關懷，可在白居易時代，只知「率稅」而不顧農桑甚至「率稅」本身就傷及農桑的封建政權，也許還沒有這樣的意識。否則，白居易也不會發出「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的感嘆而是可以採取一些切實止損救人、抗澇救災的具體舉措了。當然，我們沒有必要責怪一個封建社會的下層官吏會有今天才有的「稅收關懷」覺悟，他們能夠心系農桑就已經是農民之福了。我們從詩中斷然可感的，是詩人那一腔心憂百姓的憫世情懷。
4、杜陵叟
此詩是白居易「新樂府五十首」中的名詩，到了今天仍然多次被選入學生課本中。這樣一首典型的稅收詩，被作者本人在詩序中冠以「傷農夫之困也」的主題。
相對於現代工商業而言，農業作為稅源的穩定性是十分脆弱。在古代生產力水平較低、水利工程等較為缺乏的情況下，農民們不得不靠天的恩賜而謀得收獲。如果遇上頻率很高的各種災害（比如所謂十年幾旱、十年幾澇的說法），則能不能收回本錢來都很難講。以這樣的經濟資料為稅基，基稅制本身就是潦草的。如果再加上「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征管作法，也簡直就是無道了。然則杜陵叟便遇到了這樣的情況。在自己本來收獲率就很低的「薄田」上，他不但遇上了三月的旱，還趕上了九月的霜，春天麥苗黃了，秋後禾穗幹了，他的運氣簡直已經壞到了極點。可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稅吏還是逼上門來。萬般無奈之下，杜陵叟「典桑賣地納官租」將自己賴以吃飯納稅的「稅本」都抵將出去，其慘狀可不就是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一樣深重嘛。混到這個份上，杜陵叟已經快到走投無路的絕境了，想不到又被一個黑色幽默戲弄了一番：皇帝的蠲免下來了！可這麻紙德音到時，卻是「十家租稅九家畢」的的光景。我地也賣了，桑也典了，你這皇帝老兒的詔書對我可還有什麼價值啊！我這「明年衣食將何如」的難題照樣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而從技術上講，事後的免稅或退稅，無論如何不如當時的減稅更為實際一些。白居易此詩，也是在說明著當時的一件史實——據《資治通鑒·唐紀·憲宗紀》載：「(元和四年)上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自居易上言，以為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
這種遲到的蠲免的另一個不合理之處還在於：政府免除的，極可能只是一些拖著不繳的頑梗之民的稅負，而老實巴交的那些人可能早就把稅繳上了。清朝的一首《豁糧歌》就反映出了這種狀況：朝庭詔下如甘露，豁免閭閻舊租賦。豈知未頒恩詔前，州縣奏銷未得延。良善之民早完稅，頑梗之民竟無畏。年年抗糧藐官法，官暗挪移代其納。年年抗糧望恩典，日久果然邀豁免。舊糧催欠豁愈多，催科催科將奈何8。
這種官家催租以及虛受蠲免的情形，可以說是封建社會下的慣常現象。宋代詩人朱繼芳曾一口氣寫下十首《農桑》詩，其中多首說及這類現象。如「淡黃竹紙說蠲逋，白紙仍科不稼租，努力經營猶恨晚，官司那問有錢無」，如「編茅為屋荻為簾，老小團欒苦樂兼。樂歲輸丁猶未了，飢年家口更堪添」，如「四月官場入納時，鄉耆旁午上門追。請看貧婦通宵織，身上曾無掛一絲」，再如「腸隨絲斷手生胝，羨殺星邊織女機。借問輸官零落否，兒郎寒冷且無衣」，無不如是。從大歷史的背景下看，杜陵叟是封建時代窮苦農民的典型概括，一生面朝黃土背朝天靠天吃飯土裡求食，飽嘗農耕之苦後還要受到長吏、里胥們的盤剝和戲弄。納稅人的地位低到如此境地，也就沒有辦法避免他們在將來忍無可忍的某一天揭竿而起了——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最初目標大都是因為實在活不下去了而捨命尋找一個能夠繼續活下去的路徑而已。農民之苦，可想而知。「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9，這是白居易的由衷之言。
5、鹽商婦
此詩題序「惡幸人也」，指責「不事田農與蠶績」鹽商們因政府的鹽政而收獲了巨大的財富從而「好衣美食有來處」，而「鹽鐵尚書」們因為操作失策而造成了鹽利「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的局面。相比於漢代的桑弘羊來說，當世的理財者並沒有把大宗鹽稅收入國庫而是流失給了那些在戶籍關繫上「不屬州縣屬天子」的鹽商們。於是，在「江頭魚米賤」的對照下，有幸嫁於鹽商的鹽商婦們過上了「綠鬟富去金釵多，皓腕肥來銀釧窄」、「前呼蒼頭後叱婢」、「紅膾黃橙香稻飯」、「飽食濃妝倚柁樓」的好生活，因為享受了「終朝美飯食，終歲好衣裳」的優裕而呈現出「兩朵紅腮花欲綻」的幸福表情。而相比之下那些農民們過得是什麼生活呢？從詩人筆下的一首首憫農詩中都可以讀到。在詩人的一篇題為《議鹽法之弊》的策論中，他也曾經寫出與此詩一樣的意思：「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稗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榷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私室」。
詩人通過臧否鹽政而置疑政府的鹽鐵理財，這一點遭遇了陳寅恪的辯護甚至是奚落。陳說白居易關於「散鹽鐵之利」的策論是「此等儒生之腐論，於唐代自安史之亂後國計之仰給於鹽稅者，殊為不達事情也」10。他指出，上元年間鹽鐵使劉晏改革鹽政,規定鹽官統一收購私鹽後,加價賣給鹽商,讓他們自由銷售,而朝廷則收取鹽利來占充盈國庫的作法，實際上是一種有益的嘗試。而且正是因劉晏的理財方針、措施、辦法適應唐王朝經濟殘破的局面和當時社會的需要，所以使唐王朝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人民也得以養息。只就鹽稅而論，「晏之始至也，鹽利才四十萬緡。至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11」，而國家並沒有增加農民的稅收，劉晏真正做到了「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白居易實在是錯怪了劉晏們。
不過，即使有這樣的錯怪存在，仍然不能抹殺白居易溢於詩中的憫世情懷。鹽商以及鹽商婦大富，而農民們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改善甚至更加惡化。因為「江頭魚米賤」而使得享受「紅膾黃橙香稻飯」的是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們，商盛害民的局面必將動搖農業的根本。這是詩人所憂慮著的。
白居易的每一首涉稅詩，即使主寫稅收，仍然把筆觸著落於民生疾苦之上。這樣的憂患意識貫徹在一個曾為稅官者的血液里，與「新樂府運動」的其他當事人如元稹、張籍、王建等所寫的多首稅收詩相呼應，讓他更添了幾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詩史」資質
③ 如何努力學習,做最好的自己
常言說：書是指路明燈。一本好書不僅可以有益於身心健康，還可以凈化心靈，升華人格品德，讓人受益終生。《做最好的自己》無異就是這樣一本勵志的好書，作者李開復博士用縝密的邏輯和真實的案例闡釋了成功的秘訣，並結合他自身的經歷和事業成功的經驗，提出「成功同心圓」的理念，引導我們如何應對人生所面臨的課題，如何才能做最好的自己。掩卷而思，心中猶然一種豁亮的感覺。做「最好的自己」，就是按照自己設定的目標，充實地學習、工作和生活，做一個快樂的、永遠追逐興趣，不斷超越自我的人。古語雲：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這段話不正點明了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對於為人處世乃至建功立業的重要性嗎？在今天這個日新月異的時代，知識更新換代的速度越來越快。我們只有樹立正確的價值觀，才能指導自己的態度和行為,用終身學習的方法，保持「活到老，學到老」的心態，方能達到成功的彼岸。縱觀我們的國稅事業，稅務信息化建設的突飛猛進，「一窗式服務」、「多元化申報」、征管效率的高倍速提升，稅務文化的建設早已涵蓋了稅務工作的方方面面，知識的不斷更新，為高效率地使用現代科技提出了新的要求，無形中增加了我們的使命感、緊迫感。我們可以肯定地告訴自己：只有學習才能進步，只有發展才有出路。在學習中實踐，在實踐中學習，只有持續學習，才可以不斷提高自己，與時代發展的腳步合拍。在書中李開復先生曾提到這樣一句話：在機遇還沒有來臨時，就應事事用心，事事盡心，掌握足夠的知識與信息，以便必要時作出抉擇，抓住機遇。這令我想起一則小故事：兩個小和尚分別住在相鄰兩座山上的廟里，山之間有一條小溪，他們每天都會在同一時間下山去挑水，久而久之，他們就熟了。 不知不覺中，時間過了五年。忽然有一天，左邊山上的和尚沒有下山挑水，右邊山上的和尚心想：他大概睡過頭了。誰知第二天、第三天，還是沒有看到小和尚的身影，一個星期過去了，一個月過去了，左邊山上的和尚仍然不見蹤影。右邊山上的和尚終於按捺不住了，他決心去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等他來到左邊山上的廟里時，不禁大吃一驚，因為自己的朋友竟在練太極拳，而且精神很好，一點也不像一個月沒喝水的人。他好奇地問：「你已經一個月沒下山挑水了，難道你不喝水嗎？」練拳的和尚笑著說：我帶你去看看你就知道了。」於是他帶著右邊山上的和尚走到廟的後院，指著一口井說：「這五年來，我每天做完功課後，都會抽空挖這口井。即使有時很忙，我也會堅持挖一點。一個月前，井底終於冒出了清水，我也就不必下山挑水了，可以騰出更多的時間，練我喜歡的太極拳。」故事的寓意很明白，卻值得我們學習和品味。積極主動與消極等待，不同的人生態度，改變了小和尚原有的生活軌跡。我想，我們是不是也該為自己挖一口井呢？在緊張匆忙的生活中，多讀幾頁書，多學習一點實用的知識，多留意一些別人平時不在意的事情，或許這一點一滴的努力，我們就會走在別人的前面，就像那個聰明的小和尚一樣，在別人仍在日復一日地辛苦挑水時，他已經在練自己喜歡的太極拳了。積極主動是每一個追求成功的人應具有的人生態度。要積極主動地推動事物的發展就必須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就我們國稅幹部來說，每天都要與不同的納稅人打交道，要建立良好的人際關系，首先要有正確的態度。態度決定行為，行為決定習慣。在工作中，納稅人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們的大事，當納稅人向我們咨詢或是需要解決問題的時候，此時的我們只要用積極主動的態度來為納稅人解決，想納稅人所想，急納稅人所急，就可以得到納稅人的認同與支持。工作做得好不好就看一個人的態度，態度決定一切，良好習慣的形成，加之有效的手段，我們採取「微笑服務、零距離服務、貼心式服務」的服務標准，就極大地方便了納稅人，營造了和諧的征納關系，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努力學習，做最好的自己。這是理想也是現實，是學習生活的目標，也是人生奮斗的自勉。我們所從事的是一項神聖的職業，國稅事業的發展需要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要想出類拔萃，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就必須積極地嘗試，充分准備，把握機遇，以鍥而不舍的精神努力學習，只有從學習的過程中積累更多的經驗和知識，將遠大的理想變成具體的奮斗目標，做好每一件事，快樂每一天，不斷地超越自己，才能讓自己的人生快樂，充實、有意義。我是一個平凡的人，在稅務崗位上默默地工作了十幾年，兢兢業業，無怨無悔，每天周而復始，我卻樂此不疲。人說興趣就是最大的愛好。在辛勤的工作中，我盡情地揮灑著青春熱情，實現著自己的人生價值；在鍵盤有力的敲擊聲中，我充分享受著文字帶來的快樂，編織放飛著我的「文學夢」。是工作的需要，是對知識的渴求，更是想對自我素質的提升，我報名參加了成人自學本科考試，是家人、同事的熱情鼓勵，解除了我的後顧之憂；是埋頭苦讀的興趣，消除了我無所事事的煩惱；學習中的不斷追求、不斷探索，為我打開了一扇扇新的窗口；是「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的精神，讓我找到了前進的動力源。累並快樂著是我最真實的感受。我不是英雄，沒有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我不是偉人，沒有可供炫耀的輝煌成就；我只是國稅隊伍中普通的一員，不驕不躁，甘願在平凡的崗位上，貢獻自己的一份光和熱。有位哲人說得好：如果你不能成為大道，那就當一條小路；如果你不能成為太陽，那就當一顆星星。決定成敗的不是尺寸的大小，而在於做一個最好的你。平凡如我，但你能說共和國的基石上沒有我一份小小的奉獻嗎？
④ 歷史上有哪些夢後來完全應驗了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對古代文人志士來說，科舉考試決定了他們一生的命運。因為古代社會對階級和身份看得很重，而貧苦人家的孩子除了參加科舉進入仕途，就再也沒有其他的出路了。所以，對於這些書生來說，畢生的追求莫過於科舉及第。但是，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春風得意的時候，很多人將一輩子的時光都耗費在科舉考場上，但卻沒有撈到一點功名。
三、中舉之後的范進
在范進考中了秀才之後，他的科考之路越走越順，54歲的時候，他中了舉人。可以說舉人比秀才好了不止一兩個台階，因為舉人是兩只腳踏進了富貴的階級。中了舉人之後，還可以有考取進士的機會，雖然難度很大，通過率只有5%。最重要的是。中了舉人，就意味著可以進入仕途，可以拿到政府每個月的高額補貼。但一般中舉的人都選擇做個小縣令，並沒有再次科考的願望。
⑤ 納稅人報是哪發行的
北京
⑥ 我將要參加"知榮辱、講文明、弘揚民族精神」的講故事比賽`要寫一篇關於這個的故事
魯訊先生說過「當打開窗子時,有清新的空氣涌進屋來,同時進來的還有蒼蠅,灰塵及臭氣」。一語言中了現代迅猛發展的經濟狂潮所帶來的現實狀況：在經濟指標不斷上升的同時,社會價值判斷日益呈現多元傾向,是非感日漸模糊,我們也看到道德標準的失衡及人生觀的混亂。一切以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無需信守游戲規則的行為一度為自己找到了借口,曾幾何時那高懸於公堂之上「公正清廉，為人民服務」的明鏡,在利令智昏的灰塵里成為僅供觀賞的卷軸。胡長清、成克傑等等一大批曾經忠實奉獻的黨員幹部沒有經受住經濟狂潮的沖擊而不顧廉恥大肆斂財，將自己釘上人生的恥辱柱，讓光輝的黨旗蒙羞。
胡錦濤總書記關於「社會主義榮辱觀」的重要講話適時地用一陣雨水沖刷掉懸浮的灰塵,用一面旗幟重新引正了社會風尚。這「八榮八恥」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與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是對被多元化模糊的主流價值的一種重申，也是對多元化的一種價值整合。無論你追求何種生存方式，只要你是社會主義中國的公民，「八榮八恥」是一種最基本的價值共識，應以「八榮八恥」來區分最基本是非、善惡、美醜的界限。就是說，是與非、善與惡、美與丑在程度上的差別，可能屬於多元價值「見仁見智」的判斷范疇，但判斷的界限應以「八榮八恥」為標准。在是與非的價值判斷上沒有主流價值的導向，社會的道德生態就會陷入一盤散沙。考察整個國際社會可以看到，即使那些宣稱自身「最自由、最個人主義、最能容忍多元主義」的國家，也有著根深蒂固的主流道德價值觀念。一旦主流和傳統道德被邊緣化，社會就會陷入價值失調和道德焦慮，就難以凝聚起億萬民眾的力量，更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每個部門和單位都應將這種榮恥觀在自身的工作中具體化。具體到我們的稅務工作中也是清晰明朗的。稅收是國家最重要的財政收入,對稅務部門來講，對於這八榮八恥一定要有自己特有的詮釋，它將成為每個稅務幹部的行為准則。我們的地稅精神「忠誠奉獻,公正清廉,求是創新,興稅報國」貫徹了「八榮八恥」的精神指向，精闢地解釋了我們的工作原則及方向，是具體到我們工作中實際操作的有效指南。它表現為：稅務機關代表國家收稅，為了國家收稅，決不允許有損害國家形象，侵蝕國家利益的行為。因此，一切收人情稅、關系稅，任意減免稅收或不敬業、不負責任的行為都要堅決禁止。二是要以納稅人為上帝，要尊重納稅人，服務納稅人，決不允許高高在上，對納稅人索、拿、卡、要，侵犯納稅人利益。三是要努力學習經濟理論和稅收業務，努力以現代科學技術武裝稅收業務，反對因循守舊、墨守成規。四是忠誠奉獻，公而忘私，要敬業多思，不作思想的懶漢和行為的懶漢、不偷閑耍奸。五是要崇尚團隊精神，人與人之間、上下級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以及征納雙方都要講求團結互助，要互相支持，不能互控牆角，更不能相互踩壓。六是對國家負責，對組織負責，對事業負責，要謀國家大利，不會圖個人小利。為事業要耐得住清貧和寂寞，決不能為五斗米折腰，為私利去損害國家利益。七是執法都要守法，不僅要守國家大法和一般行政法規，更要遵守稅收法規和經濟法規。一切違法違紀行為對於國家公務員，對於稅收執法者都是格格不入的。八是工作上向高標准看齊，生活上向低標准看齊。作為有覺悟的執法者，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而不能僅追求不切實際的物質條件，更不能沉迷於高消費的享樂和杯觥交錯、歌舞昇平之中去。那些利用種種稅收執法權去換取個人或集體的物質享受的行為更是要堅決反對的。
這就是我們對八榮八恥的具體詮釋，總括了人生方向和為人宗旨，有了這樣的理解，才能辯證地在保障納稅人權益的同時更好地為國興稅,有了正確的人生觀榮辱觀,我們才能正確地對待和解決工作中的問題，同時對於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⑦ 關於稅收 故事~
什麼是稅收? 稅收：是國家對部分社會產品法定進行的無償分配。也就是說，稅收是國家按照法律規定，對經濟單位和個人無償徵收實物或貨幣的一種特殊分配。稅收的三性：指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稅收的強制性指在國家稅法規定的范圍內，任何單位和個人都必須依法納稅，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稅收的無償性指國家征稅以後納稅人交納的實物或貨幣隨之就轉變為國家所有，不需要立即付給納稅人以任何報酬，也不再直接返還給納稅人。稅收的固定性指國家在征稅以前，就通過法律形式，把每種稅的納稅人、課稅對象及徵收比例等都規定下來，以便征納雙方共同遵守。稅與費的區別在於：稅收具有無償性，而費則具有有償性。費是向受益者收取的代價，是提供某種服務或准許某種作用權力而獲得的補償。徵收的主體不同。稅收的徵收主體是代表國家的各級稅務機關和海關，而費的收取主體有的是政府部門，有的是事業機關，有的是經濟部門。稅收具有穩定性，而費則具有靈活性。稅法一經制訂對全國有統一效力，相對具有穩定性，而費的收取一般由不同部門、不同地區根據實際情況靈活確定，具有靈活性。兩者的使用方向不一。稅收收入是由國家預算統一安排使用，用於固定資產投資、物資儲備、文教、行政、國防、援外等支出，而費一般有專門的用途，專款專用。稅收的"中性"稅收中性包含兩種含義：一是國家征稅使社會所付出的代價以稅款為限，盡可能不給納稅人或社會帶來其它的額外損失或負擔；二是國家征稅應避免對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干擾，特別是不能使稅收成為超越市場機制而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因素。稅收饒讓：稅收饒讓，是指一國政俯對本國納稅人在國外得到減免的那一部分所得稅，同樣給予抵免待遇，不再按本國規定的稅率補征。稅收罰金與稅收罰款：稅收罰金與稅收罰款都是對納稅人和扣繳義務人因違犯稅收法律、法規而依法強制處以其一定數量金錢的處罰和制裁。但兩者卻是截然不同的法律概念。稅收罰金是人民法院判決已構成稅務犯罪行為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一種財產罰的刑事處分。這種罰金是一種附加刑，是一種刑罰。稅收罰款則是稅務機關依照一定的許可權，對違犯稅收法律、法規但不夠刑事處分或免於刑事處分的納稅人、扣繳義務人實行的一種財產罰的行政處罰。國稅系統負責徵收管理的稅種 1、增值稅；2、消費稅、3、進口產品增值稅、消費稅、直接對台貿易調節稅（海關代征）；4、鐵道、各銀行總行、保險總公司集中繳納的營業稅、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5、中央企業所得稅；6地方銀行和外資銀行非銀行金融企業所得稅；7、海洋石油企業所得稅、資源稅；8、證券交易稅；9、境內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的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10、出口產品退稅管理；11、集貿市場和個體戶的增值稅、消費稅；12、中央稅的滯補罰收入；13、按中央稅、中央地方共享稅附征的教育費附加。地稅系統負責徵收管理的稅種
⑧ 圍繞稅收在我們身邊寫一篇3000多字的徵文大神們幫幫忙
稅收在我身邊」，對我來講有真真切切的感受，不僅因為我與許多人一樣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納稅人，更因為我與許多人不一樣——我是一名國家稅務人員，從稅十八年來一直為稅收工作而忙碌，每日每時稅收都在我的身邊，每日每時我都沉浸在稅收帶給我的酸甜苦辣中。要說稅收在我身邊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我覺得通過稅法宣傳月活動的推動和稅務工作者的努力，依法納稅意識越來越深入人心，越來越成為廣大納稅人的自覺行為。 記得從稅之初，偷漏稅現象比比皆是，「要想富，偷漏稅」成為另類時尚，稅務機關東奔西跑，疲於應付，往往是按下葫蘆起來瓢，在對一些納稅人的檢查中，很容易透過賬簿中的字里行間揣摩到扭曲、罪惡的偷稅心理，很容易透過會計賬務處理顯現出偷稅心理扭曲、罪惡的運行軌跡。法網恢恢，疏而不漏，雖然這種偷漏稅的不法行為得到了應有懲處，國家的利益沒有受到損失，自己的工作也有了一些成就感，但這種成就感往往夾雜著苦苦的澀意。我常常在想，什麼時候依法納稅不再是一句口號，而是全體納稅人共同的道德操守與行為規范？到那時國家因稅而強大，社會因稅而和諧，百姓因稅而富裕。 稅收在我身邊，那麼稅收對我、對稅務工作者又意味著什麼哪？我曾經感慨：「稅收是什麼/教科書的答案太抽象/學者們的解釋太蒼白/你不見地稅人那忙碌的身影——/千山萬水/千家萬戶/千言萬語/千辛萬苦/千難萬險……/這就是對稅收的最好詮釋。」稅收工作辛苦，但是如果這種辛苦能成為征納雙方心與心交融的催化劑，能成為共同建設強大國家的加速器，稅務工作者雖苦猶甜。 就在不久前的征稅途中，我碰到了一群放學的「紅領巾」，見我穿著稅服，一個「小夥子」首先發問：「叔叔，你們稅務局收稅都是自己用嗎？」「稅務局收稅是為國家收稅，國家把稅務局收的稅用於祖國的建設，叔叔收的稅越多，國家建設的就越好。」我笑答。 「你們稅務局是不是可以多收稅？」 「稅務局既不可以多收稅，也不可以少收稅，要按照法律的規定收稅。」 「叔叔，什麼是偷稅？」 「假如應該繳100元稅款，故意隱瞞只繳80元稅款，這就是偷稅。」 「要是偷稅了，稅務局會怎麼辦？」「小夥子」有些著急。 「要補繳少繳的稅款，還要罰款，情節嚴重的要承擔法律責任。」 「叔叔，他剛才說你們稅務局收稅是給自己用，還說誰多繳稅誰就是傻瓜。」一個小姑娘「揭發」他。 「不是我說的，是我媽媽說的。」「小夥子」委屈地說。原來「小夥子」媽媽開了一家店鋪，夫妻對話無意中被孩子聽到。 「偷稅就像大盜賊，卑鄙可恥，快告訴你媽媽不能做這種事情。」小姑娘勸說道。 「我這就回家跟我媽說去。」「小夥子」一溜煙跑遠了。 望著「紅領巾」的背影，愉悅之情油然而生。 稅收在我身邊，我身邊的納稅人依法自覺納稅的意識越來越高，就像「紅領巾」們從小就有了納稅意識與善惡標准，我們國家何以不強大，社會何以不和諧，人民何以不富裕。稅收在我身邊，稅收在每一個人的身邊，徜徉在和諧稅收的氛圍中，我是幸福的，每一個納稅人也是幸福的。
⑨ 溺嬰的關鍵詞
溺嬰 人口構成 童養媳
福建自明朝以後，中國地方誌中開始有區分性別的人口記載，迄至民國時期，有了全國規模系統性的男女人口數字。不過，這些數字大都顯示中國存在嚴重的性比例失調，也就是說：男性所佔的比例遠高於女性。一直到民國後期這種懸殊的性別比才有所緩和。學者對這一問題存在爭議，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歷史上其實不存在男女性別比過於懸殊的情況，歷史上出現的失調的性別比數字，主要是調查者較少錄入女性人口數的緣故。我認為，人口學從來不只是一個人口學自身的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史的問題。以往的人口史專家較少考慮中國歷史上存在的溺女嬰情況，而在實際上，中國歷史上這一問題是十分嚴重的。自宋元明清以來，福建一直流行溺女嬰的習俗，因而產生了男多女少的社會問題。民國時期，隨著童養媳制度與高聘金習俗的流行，以及戰爭對男子數量減少的作用，福建的男女性比例漸趨緩和。推而廣之，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性比例失調的狀況，不能輕率否定這一狀況的存在。
一、宋代福建的不舉子習俗宋代中國社會曾經廣泛存在不舉子的習俗，這在《宋史》尚可找到不少記載：王鼎徙建州，其俗生子多不舉，鼎為條教禁止 。文中的建州即為福建路的建州，位於閩北。可見，當時閩北的溺嬰習俗已經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其後，杜杞知建陽縣，閩俗，老而生子輒不舉。杞使五保相察，犯者得重罪 。以上是北宋時期的材料。南北宋之交，又有宗室趙善俊在當地禁止溺嬰，他也指出：建俗生子往往不舉 。李綱《甌粵銘》：釋氏之流，則謂甌俗生子，僅留一二，余悉溺之。二百年間，所殺幾何？因果報應，理宜然 。
其實，這類習俗在東南廣泛存在：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絕之 。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 。王信在浙東安撫使任上，築漁浦堤，禁民不舉子，買學田，立義冢，眾職修理 。可見，溺嬰習俗曾在東南廣泛存在，不過福建地區比較著名而已。有關福建溺嬰習俗最早的記載，可以追溯到唐代顧況的哀囝詩，該詩寫道：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 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吾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地絕天，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 。唐代的福建被視為蠻荒之區，存在著一些相當落後的習俗。顧況的詩反映了唐代福建的溺嬰習俗與賣閹童習俗，入宋以後，賣閹童習俗受到官方的禁止，但溺嬰習俗卻保留下來，人們稱之為不舉子。宋代閩人不舉子的原因在於以下幾個方面：其一，計產育子。宋代理學家楊時說：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 。根據家產多寡來決定養育多少兒女、 這種觀念是很進步的。假使不註明年代，人們很難設想過是古代福建人的觀念。這說明古人並非都是盲目生育的。然而，由於古人不知避孕，就只好斥諸溺嬰手段。《延平府志》論宋代的福建：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以贍也 。 因為當時的福建百姓普遍感到養子的困難，所以，有多生的，大抵要遭到溺殺的命運。總的來說，計產育子直接反映了人口增長與生產力有限性之間的矛盾。
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古代福建是閩越族居住之地，後來該民族雖然溶化於漢族之中，但他們的遺風對福建漢人發生很大的影響，例如遺產繼承，中原漢人是在父母逝世後分家，而福建人只要子女成人，即使父母健在也進行分家：男女共議，私相分割為主，與父母均之。這樣，成年的子女很不願父母再添弟妹，既分割之後，繼生嗣續，不及襁褓，一切殺溺 。父母容有不忍者， 兄弟懼其分己貲，輒亦從旁取殺之 。有些地方的百姓因怕多子分家，乾脆只養一子。例如，宋代崇安人劉屏山說當地的風俗：何州無戰爭，閩粵禍未銷。或言殺子因，戾氣由此招。蠻陬地瘠狹，世業患不饒，生女奩分貲，生男野分苗，往往衣冠門，繼嗣無雙髫 。 在洪邁的《夷堅志》一書記載了崇安人黃崇的故事：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就蓐，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晚年忽有此，吾甚愧。今將不舉乎？或與人乎？不然，姑養育，待其長，使出家，若何？'對曰：'此亦常理，唯大人所命。不若舉而生之，兄歸，須有以處。'妾遂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揖父於堂。父告以前事，命抱嬰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水滿數巨桶置廷內，以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中溺殺 。這是一個哥哥溺殺幼弟的故事，反映了當時福建的習俗。 這種觀念與北方人的多子多福是不同的。閩北人的獨子繼承習俗對當地的土地制度也發生了影響。本來，由於中國存在著遺產均分制，地主階級巧取豪奪獲取的大地產，很訣會因分家而返回到小土地制。這樣便形成了大土地制和小土地制的相對平衡。然而，由於崇安人節制生育，富人家子女也不多，他們的財產不易分割，於是這種平衡被打破，宋元時崇安大土地制特別發達。據《元史·鄒伯顏傳》：元代，崇安縣的五十餘戶大地主盡佔了全縣耕地六分之五，其他百姓僅有六分之一土地。這說明崇安富人確實是因害怕分家而溺嬰的。
其三，人丁稅苛重，不堪承受。福建古代一直存在著人丁徭役和人丁稅。不少地方的民眾因不堪承受苛捐雜稅而溺嬰。南宋的鄭興裔說道：蓋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納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稅 。 由於福建歷史上多數朝代都有重稅現象，所以，負擔不起稅收一直是產生溺嬰的重要原因。
其四，害怕厚嫁破產。中國歷史上有句諺語：盜不過五女之門，是說女兒養多了家要窮，乃至竊賦也不願光顧。由於閩越遺風的影響，福建古代流行厚嫁之風， 如廖剛論漳州婚喪之俗：娶婦之家，必大集里鄰親戚，多至數百人。椎牛行酒，仍分采帛錢銀，然後以為成禮。女之嫁也，以妝奩厚薄外人不得見，必有隨車錢。大率多者千緡，少者不下數百貫。倘不如此，則鄉鄰訕笑，而男女皆懷不滿。……富者以豪侈相高，貧者恥其不逮，往往貿易舉貸以辦，若力有不及，寧姑置而不為。故男女有過時而不得嫁娶，……訪聞泉福興化亦有此風，而此郡特甚，臣嘗詢之，雖愚民亦或自知其非，而怵於流俗，莫能自革 。
其五，無節育措施,生下娃不看是男是女,無能力養活,就顛倒插入馬桶中,令新生嬰兒窒息死亡。
其六，醫療診斷設備、醫療技術落後,不能確定孕婦所懷胎兒是否畸形,先天智障。生後,人工淘汰淹死這些嬰兒。
人們常說多子多福是中國人的傳統思想，看來不盡符合歷史事實。至少宋代福建的閩北人沒有多子多福的觀點。南宋朝廷對溺嬰習俗的禁止。如前所述，早在北宋時期，便有些地方官在閩北禁止溺嬰習俗。但這一禁止，在當時只是一個道義問題，而在南宋時期，朝廷損失了北方的大量領土，很希望南方的人口能夠有較大增長，以便增強國力。因此，來自儒家的禁止溺嬰呼聲，漸成為官方的政策。首先，理學家楊時對改變溺嬰習俗有重大貢獻。他在朋友俞仲寬任順昌知縣時，楊時給俞仲寬寫過一信，要求他在當地禁止溺嬰習俗。於是，俞仲寬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為眾所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醪醴親韻而侑之。出其文，使歸諭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計。故生子多以'俞'為小字。轉運判官曹輔上其事，朝廷嘉之。就改仲寬一官，仍令再任，復為立法，推行一路。數年後，俞仲寬還鄉路經順昌，有取名為俞的小兒數百迎於郊 。朝廷將俞仲寬的方法推廣於各地，鼓勵老百姓多生。紹興八年，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水旱，以至為兵、為緇黃，及去為盜賊，余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奸臣虐用其民，誅求過數，丁鹽、油絹，最為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生女者又多不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為殿最，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鄭興裔尤其強調在福建要禁止溺嬰，他說：臣伏聞人緣有不忍之心，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出乎性，發乎情，不俟勉強，在常人且然，乃若父子至性，殘忍成習，至於生子恆多不舉，傷天理之和，滅人倫之大，末俗相沿，所在多有。而建劍汀邵四州為尤甚。蓋自軍興以來，戶口凋殘，貪吏奸胥，又復肆其凌虐，丁鹽細絹，誅求無藝。愚蠢小民，字殺子而不願輸稅，臣欽奉聖恩提刑福建路，二載於茲，聞見所及，慘狀不可名言。竊見陛下軫恤斯民，每奏大辟，曲求生路，赤子何知忍令戕害至此。臣謹次本朝律例，故殺子孫徒二年所。宜申嚴禁令下四州，守臣告民法律，曉示禍福，召人告官，審實，以犯人守財給之。客戶兼責成地主除飭屬禁戢。外合恭請指揮申嚴。仰望陛下留神省察，速賜施行，庶生齒漸繁，戶口日眾，綿國祚，億萬年，無疆之福，不勝至幸 。在宋朝這一政策的指導下，福建地方官以各種方式嘗試改變流行於山區的溺嬰習俗。朱熹父親朱松任政和縣尉時，曾作《戒殺子文》，予來閩中，聞閩不喜多子，以殺為常，未嘗不惻然也。無故殺子孫，官法甚明。他勸導民眾不可溺嬰，言之諄諄，他日有謂其子孫曰：'活汝者，新安朱喬年（喬年為朱松之字）' 。魏掞之也採用勸說為主的方式，建俗生子多不舉，為文以戒，全活者甚眾 。有一些官員採取獎勵生育的方式，劉允濟在南劍州善誘而嚴戒之。舉者給粟賑貨，不舉者罪焉。俗為之易 。又如余端禮、鄭僑言，福建地狹人稠，無以贍養，生子多不舉。福建提舉宋之瑞乞免鬻建、劍、汀、邵沒官田，收其租助民舉子之費，詔從之 。朝廷則有給錢養子的政令，庚子，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 。 福建之外，也有施實類似政策的，己亥，以永、道、郴三州、桂陽監及茶陵縣民多不舉子，永蠲其身丁錢絹米麥 。朱熹等道學家也配合官方的行動， 邵武軍的光澤縣存在溺嬰習俗，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但在朱熹等人的影響下，當地設立了舉子倉與社倉，其中舉子倉的收入，專門用於養活棄嬰 。應當說，民間習俗的改變並沒有那麼容易，盡管有官方的禁止，但在實際上，溺嬰習俗在福建長期存在。不過，由於官府的禁令，宋代這一習俗畢竟受到了限制。溺嬰惡習在一定程度上的改變，造成福建人口增長。例如：林積仁，宰歐寧三年，民戶增一萬五千餘時以'四最六善'課群吏，甌寧為第一焉 。可見，宋朝廷對溺嬰習俗的禁止，還是取得一定效果的。
須注意的是：宋代閩人溺嬰，不僅是溺女嬰，而且溺男嬰，例如，宋代大儒胡寅是閩北崇安縣人，《宋史·胡寅傳》記載：胡寅在出生時，差點遭到溺殺的命運：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 。但對閩人而言，男嬰有更多的保存價值，所以，民間溺嬰以女嬰為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元代，如元代《通制條格》對溺女問題專門規定：今已後女孩兒根底水裡撇的人每，一半家財沒官與軍每者 。這條史料的存在，說明元代溺女嬰習俗十分流行，在這種習俗引導下，必然造成男女性別比例失調--男多女少。二、明清福建溺女嬰習俗的流行明代以來，福建溺嬰習俗有很大變化。從男嬰、女嬰並溺，逐漸演變到只溺女嬰。
我們知道：宋代福建人溺嬰主要有四點原因：其一，計產育子；其二，害怕多子分家；其三，人丁稅苛重，不堪承受；其四，害怕厚嫁破產。迄至明代，這四點原因有所變化。其一，在計產育子方面，宋代的閩北是一個缺糧的地方，經常發生糧荒，因此，百姓不敢多養兒子。但到了明清時期，閩北成為福建的糧倉，大量糧食源源不斷地運銷閩江下游，閩北農民不必考慮無法養活兒女的問題。其二，在害怕多子分家問題上，閩人的觀點逐漸向多數中國人靠近，多子多福成為普遍性的觀點被接受。我們知道：南宋時期閩北為朱熹等理學家活動的地方，由於這些理學家的影響，源於北方的儒學的一些觀念，逐漸被福建民眾所奉行，這是可以理解的。如福安縣：男女安耕織，兄弟不相離 。其三，在人丁稅方面，明代福建存在實際上的人丁稅，這就是以人頭計算的鹽稅。不過，明代福建是否征納人丁稅，其關鍵不在於人丁實際數額的多少，因為，明代福建普遍存在隱瞞人丁數字的情況，官府所掌握的福建人口數遠低於實際數字，這是明代福建史的常識。因此，民眾即使有多育的情況，也可以通過各種方式隱瞞，從而減輕人丁稅。其四，在害怕厚嫁破產方面，明清福建人仍然維持宋代的習俗：如邵武，其俗豐於嫁女儉於教子……嫁女資妝皆欲豐。或益以奩田，婦人以驕其舅姑 。福州，婚嫁祗以財勢相雄，市井有力之家，奩值累千金，至有鬻產治具者。若延師，則纖毫必校。諺雲：'有錢嫁女，無錢教子'。其風為已下矣 。由於嫁妝過重， 人們在籌辦嫁妝時不得不竭盡全力，如崇安縣：生女數歲，母即籌辦嫁資，其丈夫不以為非，有不吝千金者 。沉重的嫁妝負擔常常導致家庭的破產，如清代古田縣：古田嫁女，上戶費千餘金，中戶費數百金，下戶百餘金。往往典賣住宅，負債難償。男家花燭滿堂；女家呼索盈門。其奩維何？陳於堂者：三仙爵、雙弦桌類是也。陳於室者：蝙蝠座、台灣箱類是也。飾於首者：珍珠環、瑪瑙笄、白玉釵是也。然則曷儉乎爾？曰：'懼為鄉黨訕笑，且姑姊妹女子勃溪之聲，亦可畏也'。緣是不得已，甫生女即溺之，他邑溺女多屬貧民，古田轉屬富民 。其實，這種情況是十分普遍的。又如清代的海澄縣：嫁女裝資浪費，……薄惡之俗，因而溺女，賊害天良，皆為異日裝資慮耳 。顯見，明清時代福建仍然流行厚嫁習俗，而且，這一習俗導致福建流行溺女嬰習俗。習俗的變化使明清時期的閩人改變了溺男嬰的習俗，但溺女習俗仍在流傳，這造成明代福建人口性比例構成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