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故事稿

Ⅰ 輝煌六十年講故事比賽稿

1949新中國的成立使祖國母親徹底擺脫了被壓迫的境地，中國這頭東方睡獅開始慢慢覺醒，但卻步履維艱，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新決策；從此改革開放的春風使中華大地再次煥發了活力，中華民族終於踏上了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
30年的征程，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滄桑巨變，30年的光輝歷程，鑄就了一個民族近百年的夢想！
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經濟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世界上任何一個重大事項不能沒有中國的參與，我國越來越在國際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的30年！中華民族猶如鋼鐵長城一般堅不可摧！97年香港回歸，99年澳門回歸；1998年面對南方歷史罕見的特大洪水，2003年面對讓人聞風喪膽的非典疫情，2008年面對十幾個省份百年不遇的冰雪災害，以及四川大地震，中華兒女眾志成城，手挽手將一個個磨難踩在腳下。
改革開放的 30年，我們國家在進步，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聽爸爸媽媽講，他們小的時候，生活非常困難，吃飯用糧票，買布用布票， 很多商品都憑票供應，有時為買生活用品需排很長時間的隊，吃的是玉米面，只能在逢年過節時才能吃上大米和肉，只能在過年時才能穿上新衣裳。對此，我們現在的生活真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衣食無憂，每天的生活都像是在過節一樣，我們可以在計算機上學習查找資料，可以在計算機上玩游戲，享受網路世界帶給我們的快樂，這都是改革開放帶來的幸福生活。
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航天事業不斷創新的30年！2008年，神舟七號載人航天衛星，是我國首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發射升空，宇行員出艙，而且順利返回；炎黃子孫的千年奔月夢成為了現實！中國航天人在摸索中讓祖國一躍成為航天科技強國！
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我國體育事業蒸蒸日上的30年！而今年2008年，在北京奧運會上我們的體育健兒更是一舉奪得51枚金牌，100枚獎牌位具金牌榜第一的驕人成績。
改革開放的30年，是輝煌的30年。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掌握科學技術知識，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祖國有用之材，將來用我們的雙手建設偉大的祖國，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更加強大，更加美好。 我們堅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必將出現一個又一個輝煌的30年！中華民族的崛起，必將讓世界為我們自豪！
歷史性的變革，劃時代的飛躍
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任何一個國家，都得必須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他們的先進的科學文化技術知識」。因此，他率先提出了中國必須走改革開放之路。
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主義實現和偉大民族復興的必經之路。之所以是必經之路，主要有兩點原因，第一，改革開放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每次抉擇必須通過大會商議決定。第二，改革開放是漸進式的，在實行三年必須要通過實驗基地的實驗，好的話就在全國大力推廣，不好就停止，放棄。也就相當於小平同志所說的，咱們不能一步到位，必須摸著石頭過河，這樣的探索，結果絕對是保險，安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祈禱大大的推動做用的。
三十年前的中國，國力衰微，經濟落後，科技發展緩慢，人民生活不能滿足，吃不飽，穿不暖，人民過著空前水深火熱的生活，人多物資少，只是希望能不挨餓，不受凍就萬事大吉了。但今天的中國，是他們當時想都不敢想的。這一切的一切，這么偉大的轉變，都來源於改革開放。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國偉大的中國偉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主要討論中國怎樣實行改革開放，歷史性的變革從此揭開序幕。接下來全國人民上下一心，團結奮斗，進行改革開放，為實現改革開放的偉大勝利不斷拼搏，不斷進取。
改革開放的三的十年整，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走過了多少坎坷荊棘，是多少中華兒女，多少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前仆後繼，勇往直前換來的，多麼的來之不易啊。他們的付出，他們的辛苦，他們的汗水。為我們創造了祖國的今天。那麼，我們有合理不去早就祖國的明天呢？
中火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有著五千年的蘊含和積淀，曾在漢唐時期我們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有遼闊的疆域，豐富的資源。由於近代統治者的腐朽無能，祖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讓，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牛馬不如。1949年，以毛澤東無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才獲得了民族解放，民族自由。在新中國成立後後又由於四人幫的搞破壞，高搞專政特權弄大躍進，使中國車車得不到發展。1978年，在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粉碎四人幫的陰謀，實行改革開放，開辟中國的新天地，為中華民族描繪特色社會主義宏偉藍圖。
三十年後的今天，中華大地一片繁榮景象，國家發展迅速。國家實力日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改善。改革開放整整三十年快時代的飛躍在今天已經展現的淋漓盡致，我們中華民族的偉大中華民族的不甘落後，中華人民的團結奮斗在今天用實際證實了.
我們以岳飛的一首《滿江紅》，以文天祥的一首《正氣歌，以魯迅的一首《吶喊》，以朱自清的一首《背影》長向您不去的脊樑與骨氣，唱響您不屈的尊嚴與神聖。我們以瞿秋白手中那束野花，以方誌敏身上的那份清貧，以楊靖宇腰中的那書草根，以焦裕祿面前的那盞油燈，以孔繁森雪原上留下的那份腳印，唱響您的堅韌與頑強，暢想您的靈魂與精神。
改革開放，讓我們以採薇採茶的手，編織彩燈雲錦，讓我們以喊江喊海的喉嚨，在金黃季節的金黃般的早晨，唱響國歌和五星紅旗，唱響千百年來朝朝暮暮澎湃的激情。
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有了如今黃河猛，長江壯，泰山雄，昆侖莽，萬河山河浩浩盪盪以天安門前走過，走過一隊隊徐洪剛，走過一隊隊雷鋒，走過一隊隊李向群，走出中國人民最風流最風光最風情的步伐，走出中華民族最壯觀，最壯美的方陣。仰望藍天，神州飛船太空穿梭，俯瞰大地，三峽工程曠世神奇。
改革開放，成就斐然，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相機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嫦娥奔月使我們祖先幾千年偉大的夢想，奧運會成功舉辦，圓夢百年，這一系列成功，證明了今天我們的強大實力，改革開放特大成就。
中華民族像一個巨人，屹立在世界東方。為了實現我們 的光榮使命，我們必須努力學習，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知識和人類的燦爛文化武裝自己。學號將設祖國的本領。在明天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奉獻聰明才智。我堅信，在我們不懈的努力下，祖國的明天，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經濟更繁榮，人們更幸福，國力更強盛，祖國的明天更美好，繼往開來的中華民族會更加輝煌！

Ⅱ 改革開放三十年故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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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30年來社會價值觀的演變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些在人們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基本價值觀，也逐步被新的觀念所替代。

1、越窮越革命；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以前，傳統的基本價值觀是極其仇富的，「越窮越革命」，「富了要變修」，「為富」必然「不仁」，似乎「窮」才是革命人民應有的本色，而「富」則是反動的，落後的，應該受到鄙視的。

改革開放以後，首先提出的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鼓勵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斷言，「中國不會出現百萬富翁」，意思是不會出現貧富的巨大懸殊。事實上，到了現在，不止百萬富翁，更富的富翁不斷涌現，貧富差距過大已經成為不容迴避的社會問題。

2、不鬥爭不能進步；共建和諧社會

三十多年前，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斗爭哲學」，「不鬥爭就不能進步」，「八億人口，不都行嗎？」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要斗出一個紅彤彤的新世界來。在國內，時刻不忘階級斗爭，准備時刻粉碎階級敵人的復辟陰謀。在國際上，「打倒美帝」、「打倒蘇修」的口號震天響。

現在，我們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共建和諧世界」的口號。按照權威的解釋，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從「斗爭」到「和諧」，實在是一個不小的變化。

3、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重要組成部分

那年代，人們好象跟知識分子結了仇，知識分子的終身任務就是「改造世界觀」。「知識分子如果不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必將一事無成。」到後來，更提出了「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口號，知識分子被批為「臭老九」，是列在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之後的第九種壞人。在所有社會階層中，工農兵是最上等的人群,「反潮流」成為時尚，「白卷先生」成為英雄。

幹部隊伍要實現「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把「知識化」也列為選拔幹部的標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新時期較早的觀念之一。到現在，每個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上大學，上名牌大學，「望子成龍」空前慘烈。以高學歷、高水平為榮，而不是以掌握知識為恥，真有恍若隔世的感覺。

4、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所有國民都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要是不幸貪上一個地主富農或資本家的出身，一輩子都會抬不起頭來，受到社會的歧視。雖然說有「有成分論不唯成分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教導，但無論升學、參軍、入黨入團，還是找對象，一看你的出身不好，十之八九就請靠邊站吧。根據「龍生龍、鳳生鳳」原則，你就是一個小地主，就是「狗崽子」，生下來就是壞人，充其量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改革開放之初，中央為地主富農分子摘帽。也是，解放已經幾十年了，連戰犯都寬大釋放了，這個帽子還要戴到什麼時候呢？到了現在，年輕人不知道「地主」是個什麼概念，恐怕在民間流行的網路游戲里才能找到吧。

5、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一國兩制促進祖國統一

當年我們滿腦子都是「台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數次地發誓，一定要解放台灣，解救受苦受難的同胞。既然是「解放」，當然指的是武力解決，就像《渡江偵察記》一類電影里描述的那樣，

「一國兩制」構想的提出，使和平統一祖國成為可能，要盡最大的努力促進國家的最終統一。當然，和平解決是我們的願望，但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先是「汪辜會談」，「九二共識」，再到「國共會晤」，實現「三通」，統一的道路並不平坦。

6、批林批孔批宋江；保護歷史文化遺產

跟古人較勁，是我們的一大愛好。批林彪要批孔老二，批儒家，孔孟之道是害人之道，三字經是害人經，要全黨全軍評《水滸》，批宋江，批胡風的反革命文藝思想，還要批胡適的唯心主義思潮。就連新出版的《水滸》，封面上都要寫上「供批判用」。嚴重的時候，光批還不解氣，要焚書，毀廟，還要掘墓，鞭屍，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歷史文化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是先人不可再生的寶貴遺產，要很好地加以保護和開發。中國已經有故宮、避暑山莊、曲阜三孔、莫高窟、平遙古城等二十多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世界文化遺產稱號。

7、支援世界革命；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領導著當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而當時的對外經貿合作，主要的內容就是「對外援助」，叫做「支援世界革命」，而且這個援助還都是無償的對外援助。主要對象是「同志加兄弟」的越南、「用鮮血凝成戰斗友誼」的朝鮮、「地中海的一盞明燈」阿爾巴尼亞，還有著名的坦贊鐵路。

對外開放的主要內容是發展同各國的經濟貿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的，也是對「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關系的重新定位吧。雖然還有一定的無償援助，主要是出於人道主義的考慮，更是量力而行的。總是「賠本賺吆喝」，給了誰也不願意。何況，我們並沒有賺來「吆喝」,小兄弟們翻臉就不認人了。

8、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堅持改革，擴大開放

內因是變化的依據，這是辯證法的觀點，但那個時候把它強調的過頭了。誰要敢說向外國學習，很快就會給你戴上「洋奴哲學」、「爬行主義」甚至「帝國主義走狗」的帽子。唐山地震，中國事實上拒絕了所有的人力物力援助，因為，「中國人民的骨頭是最硬的」。

大膽學習和借鑒外國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這是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的口號。十二大的時候，又提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再以後，走出去請進來成為常事，加入WTO，融入世界經濟全球化格局。汶川地震的時候，則開宗明義呼籲國際社會給予緊急援助。

9、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唯一途徑；每個國家都有選擇自己發展道路的權利

中國革命勝利走的是「農村保衛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而且，我們從課本上學來的也是「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唯一途徑」，槍桿子裡面出政權。鼓吹「議會道路」、「和平過度」的流派都被斥為「現代修正主義」，是馬列主義最危險的敵人。

現在，從領導人會見外賓時的講話，或者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談話中，經常聽到「某國的事情是某國人民自己的事情」，「每個國家都有選擇發展自己道路的權利」，「我們尊重別國人民根據自己情況選擇的發展道路」這樣的話語，決不輕易對別人的事情發表意見。

10、時刻准備打仗；維護世界和平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我們要時刻准備打仗，消滅一切膽敢入侵之敵。時刻講備戰，軍工企業遍布城鄉，防空洞四通八達，軍隊數量居高不下。而且，在我們的骨子裡，還潛藏著「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宏圖，想打仗、盼打仗，更是年輕一代常有的心態。

為建設現代化的需要，我們需要一個和平發展的國際國內環境，判定世界不會發生大的戰爭。基於這樣的認識，軍隊幾度裁員，兵工企業轉產，軍隊建設更加突出了「現代化、信息化」，要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現代化建設上來。

11、割資本主義尾巴；發展才是硬道理

我們最擔心「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最擔心「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最擔心「復辟資本主義」，最擔心勞動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要時刻警惕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分子，警惕他們的復辟陰謀。所以，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要讓社會主義鐵打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

從意識形態的圈子裡跳出來，強調「三個有利於」，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判斷一切事物的標准，是看它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有利於提高綜合國力，有利於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隨便貼上姓資、姓社的標簽。

12、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社會發展中還存在深層次的矛盾

社會主義社會具有無比的優越性，我們從各種廣播里聽到的總是「東風吹，戰鼓擂，世界上，誰怕誰」，總是「形勢大好而且越來越好」。那些散布「小道消息」的人，會被指責為「給社會主義抹黑」，甚至是「向黨瘋狂進攻」。

現在，我們首先承認我們的社會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承認還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農村中還有幾千萬貧困人口，城市裡就業形勢還相當嚴峻，貪污腐化現象還屢禁不止，安全生產還讓人擔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還有相當的差距。因為只有承認不足，才會有改進和提高。

13、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當年的每一個中小學生翻開自己的課本，都會在扉頁上看到這樣的教導。「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學生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還要批判資產階級。」

後來，已經縮短了的學制又加長了，小學成了六年，中學也成了六年。除了學習文化，學生們沒有了其他的學習任務，升學率成為學校最重要的指標。由此而來的，是課業負擔日益加重，書包更像一個旅行包。天天嚷著減負，可始終減不下來。

14、先生產後生活；先生活後生產

關於「私」字，有這樣幾句著名的話，「要大公無私」，「要鬥私批修」，要「狠斗私字一閃念」，說明了「私」是可恥的，是最見不得人的。什麼「以人為本」，那可是受批判的口號。表現在資源的使用上，例如電，工廠里電燈長明，而即便是在城市的民居，必須煤油燈、電石燈常備不怠。

現如今，「以人為本」、「促進民生」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生產」和「生活」的順序徹底顛倒了。本來嘛，「生產」的目的不就是為了「生活」嗎？昨天聽到中央台的廣播，南方一個鋼鐵公司用電緊張，為保證居民生活用電，不得不每天停產幾個小時。

世道真是變了啊。

僅供參考，請自借鑒

希望對您有幫助

補充：

這個大約是5到6分鍾，不過可以稍作簡略，您可以把不需要的地方刪掉。

Ⅲ 求篇歷史故事演講稿

我學的歷史上有許多的故事都是膾炙人口，家喻戶曉的故事，如果你要表演的話，你可以選擇春秋戰國那些大小戰役或者是那些謀略家的故事。

Ⅳ 輝煌六十年 我和我的祖國 講故事比賽故事稿

我在春節的時候長輩講述了六十年前的事。六十年前，正值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回顧以前的事長輩們都頗有感觸。尤其是奶奶，她一下子講了好多事讓我印象深刻。下面列舉幾件：
1.「我小時侯，很久才來一次賣糖吃的糖販子。我那時唯一的零食就是地里的番薯，所以糖販子一來，我很多時候都要買來吃。家裡當然不捨得給我那麼多錢買糖吃，常常都沒得吃或只有一顆吃。有一次，糖販子來了，我向爺爺要錢買糖，爺爺沒給我錢，不知道是捨不得還是沒有那麼多錢。那時我還幼小，不懂得太多事，爺爺便拿一張紙給我，糊弄我，我還以為是錢呢，拿著紙興沖沖地去買糖吃。結果糖販子說這不是錢，糖就又沒吃成了。」我聽了，心裡暗暗想，再窮，不會連糖也買不起！再想想現在，有的孩子每天都要吃糖，還不只是一顆，要吃一大包。還有些孩子，每天都要吃一大堆的零食！
2.大姨接著說：「以前大家無論如何去辛苦勞作，工資始終就是幾十塊，最多也不超600。再比比現在，一個清潔工一個月起碼七八百的工資。以前的話，恐怕只有幾十。幾十和七百誰都願意干七百的。中間擱了600多塊，再改革開放前的社會，600就差不多是個富翁了。不說七百的工作，很多人自己創業，一個月便是以萬為單位的收入。還有的是在家創業，方式各種各樣，收入逐漸日益增多。」
3.「以前人們大多都走路或騎三輪車，只有城市裡才有摩托車啊，等等。走路是個艱苦的活動，腿會癱軟，腳會酸痛。相比之下，城市裡那些騎摩托車可要舒服多啦！可是現在不同了。先談農村，有了以前沒有的摩托車，電瓶車，甚至還有小轎車。有些富一些的農家，竟然還蓋起了別墅。而城市裡更不用說了，處處是車。汽車、自行車、貨車、麵包車、小轎車……這些都是私家車，看一下公家車：客車，火車，巴士……還有水裡的船，天上的飛機，地下的地鐵……」
再想想，之所以有這天壤之別，是因為——想必大家都明白，那是傳奇千古的共產黨給我們帶來的巨大、無限的幸福！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幸福，這是中國的頂樑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的今天！這是先輩的心血，這是中國的心血！共產黨拯救了中國！

絢麗多彩的服飾

新中國剛成立時，人們的服裝上還保留著民國時期的樣式。城市市民一般穿側面開襟扣扣的長袍，婦女穿旗袍。農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對襟短衣、長褲，婦女穿左邊開襟的短衫、長褲，有的還穿一條長裙。當時人們做衣的面料多是機織的「洋布」、粗棉布、麻布。此外還時行西裝和中山裝。晚年的孫中山經常穿的服裝在長袍馬褂與西裝革履中間顯得格外突出，人們把這種服裝稱作中山裝，並把它的款式與孫中山的革命信仰和原則聯系在一起，比如四個口袋象徵國之四維，即禮、義、廉、恥；袖子上的三顆紐扣則代表民族、民權和民生三民主義，中山裝成為國民革命的象徵，實際上國民黨早已叛變革命。
新中國成立後，穿衣打扮與革命緊緊的聯系在一起。西裝和旗袍被看作資產階級情調，它們在人們的生活中逐漸消失了將近20年。中山裝和列寧裝成為人民的普遍選擇。開國大典時，新中國的領導人第一次在天安門城樓上集體亮相，毛澤東和他身邊的領導人穿中山裝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矚目。男性穿中山裝，顯得莊重、精神。中山裝十分正統，上衣的紐扣很多，四個口袋也都平平整整，但樣式過於呆板，缺乏創新。後來演變成經過一定改進的人民裝。也就是從那時起，一種來自蘇聯的雙排扣制服——「列寧裝」，在參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來。它因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後常穿而得名，樣式為西裝開領，雙排扣，各有三個紐扣，腰中束一根布帶。這款服裝後來竟成了無數中國女性最崇尚、青睞的「時裝」，其中，革命女幹部幾乎是人人必穿列寧裝，以顯示其革命。

50年代的人們崇尚勞動最光榮，樸素是時尚。年輕姑娘們曾一度愛上了男式背帶工裝褲和格子襯衣。1956年，三大改造開始轟轟烈烈的進行，人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來的時候，流行的色彩也從藍色、灰色變得豐富多彩了。從蘇聯傳入的連衣裙「布拉吉」成為最受歡迎的服裝。布拉吉裙在中國的流行，得歸功於一位蘇聯的領導人。這位領導人來中國訪問時，提出中國的服裝不符合社會主義大國形象，「女性應該人人穿花衣，以體現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面貌」。於是，色彩鮮艷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麗的風景。
在講求勤儉的年代，美麗的服裝大多是家庭製作而來。巧手的姑娘和母親們按照畫報上的服裝裁剪式樣，自己動手，使軍裝變得合身，棉布襯衣變得漂亮。而此時的中山裝成為中國最莊重也最為普通的服裝，那時擁有一套毛料中山裝是令人羨慕的事情，而在中山裝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兩支鋼筆，則是有知識、有文化的表現。後來，有人根據中山裝的特點，設計出了款式更簡潔、明快的「人民裝」、「青年裝」和「學生裝」。還有一種稍加改進的中山裝，就是將領口開大，翻領也由小變大，很受人們的歡迎。當時，共和國的領袖毛澤東就特別喜歡穿這一款式的中山裝。以後，國外有人便將這一款式的中山裝稱作「毛式中山裝」。從那時開始，中山裝的流行持續了近30年的時間。
60年代初期，是新中國歷史上最艱苦的時期，由於三年自然災害，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減產，棉布定量為每人21尺。人們買服裝、棉布和日用紡織品都要憑布票，為了盡可能地節約，購買服裝的標準是耐磨和耐贓，灰、黑、藍色成為街頭流行色，千篇一樣、季節不分、男女不分的服裝樣式也更通行了。一位漫畫家曾經形象地描繪出「人人一身藍」的情景。
「文化大革命」時，擁有一套軍裝是那個年代無數年輕人的理想。青少年喜歡穿一身草綠色的軍裝，頭戴草綠色軍帽，肩挎草綠色書包。這一身在當時來說可算是很奢侈、很有派頭的了。當然，艱苦樸素還是那時最主流的時尚。為了表現自己的艱苦樸素，有人甚至將新買的衣服在水中做舊，或者在並未被損壞的衣服上打上幾個補丁。這種今人看來相當可笑的行為，但在文革十年中盛行一時。當時的順口溜是這樣說的: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還有一首歌，也同樣飄盪在建國初期的大街小巷:勤儉是咱的好傳統呀，社會主義建設離不了，離不了……
但是，即使在色彩單一的年代，人們的愛美之心也依然會流露出來，一位攝影師把這種流露稱之為「擋不住的春光」，這種自然而然傳遞出的美的追求，是一個時代留在人們腦海中深深的印記。

改革開放以來，服裝的花色、款式更加多樣化，面料、質地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80年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第三個年頭。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穿著越來越豐富，色彩也從單一的藍色灰色變得五顏六色。當時上映的國產故事片《廬山戀》成為年輕人喜愛的影片。久違了的愛情故事，加上片中女主角新穎的時裝，都令人產生耳目一新的感覺。她在影片中換了多少套衣服，成為當時年輕人討論的熱門話題。這一時期，戴太陽鏡、留長頭發、穿喇叭褲、蝙蝠衫成為時尚，很多人看不習慣，但年輕人卻從中找到個性和自我的感覺。
1981年成立的中國大陸的第一支時裝模特隊成立，盡管當時只以「服裝廣告藝術表演班」的名義招生，但令舉辦者感到意外的是前來報名的人數是預計的四倍。三年後，這支表演隊出訪歐洲，引起了轟動。西方輿論驚呼：「毛澤東的孩子們穿起了時裝！」來自中國的時裝旋風，帶給世界一個開放的新形象。
1984年，中國女排的姑娘們在美國洛杉機奧運會上實現「三連冠」的時候，北京流行起了運動裝。色彩鮮艷的運動裝成為愛美的人們首選服裝。人們幾乎隨時隨地地穿著運動服，甚至還成為了學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廠服。
90年代到21世紀，人們的生活向小康過渡，思想觀念更為開放。人們的服飾在急速變化，穿衣打扮講求個性和多變，很難用一種款式或色彩來概括時尚潮流，強調個性、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為一種時尚。
從服裝的變化上，我們看出了時代的進步和人們內心觀念的轉變。服飾的變化是以經濟的發展為前提的，同時也反映了人們的思想觀念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從以往的「從眾」心理到「追求個性」。服飾的變化是人們生活質量提高的一個表現。

Ⅳ 改革開放30年故事 演講稿 小學

30年歲月，讓改革開放的30年包容了一切，歲月流逝，時馳勢易。今天，我們站在2008這個的時間點上，在略帶滄桑感回顧改革開放30的經驗的同時，更是滿懷激情地做好北京奧運會的各項工作。30年中那些曾經親歷的切膚之痛，與至今仍然咀嚼不盡的喜悅，永遠是我們前進的動力。我的成長歲月只是改革開放逐漸輝煌的一段。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不會有如此的深刻記憶；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我也不會有這樣優越的學習環境。我很欣慰，我沐浴著改革開放的陽光幸福成長。願改革開放繼續積極穩妥的順利進行，願我們的祖國更加美好！
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這首《春天的故事》，相信大家應當都不陌生。這位老人，就是改革開放的總指揮——鄧小平爺爺。
我們從歷史書上了解到，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這是一次特殊的會議，更是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中，鄧小平同志提出了「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今年，是2008年，正直改革開放30周年。我們少年兒童，正是沐浴在改革開放的陽光下茁壯成長的小樹苗，見證著改革開放的風風雨雨。
今天，就讓我們伴隨著《春天的故事》，來回顧改革開放30年的那些激動人心的變化。
「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 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經濟迅速蓬勃的30年！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中國人過上了好日子。小時候，還是5，6歲時，我家住在中山路上的平房。記憶中的中山路，沒有各種各樣的交通工具，最多的只是自行車。還有那種黃包車，兩個人坐在上面，一個「拉車」的蹬著三輪，穿梭在蕪湖的大街小巷。在那個時侯，黃包車就是比較有的錢人的交通工具了。現在的中山路，已經改造成一條繁華的商業步行街，每天人來人往，燈火通明，步行街上種植了各種花草，屹立著形態各異的雕塑，鏡湖之畔各式噴泉在燈光下交相輝映，那是多麼美妙的風景！而我們家，早已住上的多層的的小區。雖然不在市中心了，但是小區的環境優美，我們的居住條件可是大幅提高！不僅是在蕪湖市，全國各地的經濟都發展迅猛。在沿海地區設立的經濟特區，如深圳等，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風向標。
「春雷啊喚醒了長城內外，春輝啊暖透了大江兩岸。」在這30年中，我國政府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推動建設和諧社會。我們初中生，正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每個人無論貧富貴賤多項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為了保證尋常百姓的安居樂業，就業成了民生之本；為了適應不久後的「人口老齡化」，我國建立了社會保障體系……國家一項項利國利民的政策，無不溫暖著大江南北老百姓的心啊！
「天地間盪起滾滾春潮，征途上揚起浩浩風帆。」社會的和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重要保證。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國航天事業不斷創新的30年！從1979年遠程火箭發射試驗成功，到2003年「神五」升天，首次載人航天飛行成功，再到2005年神舟六號載人航天衛星順利返回，中國航天人在摸索中讓祖國一躍成為航天科技強國！2008年，我國首顆探月衛星「嫦娥一號」發射升空,炎黃子孫的千年奔月夢成為了現實！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我國體育事業蒸蒸日上的30年！1984年許海峰摘得中國奧運首枚金牌，自此之後，中華體育健兒奮勇爭先：2000年悉尼奧運，中國代表團收獲28枚金牌，取得了金牌榜和獎牌榜均名列第三的佳績；04年雅典，中國軍團更是將金牌總數擴增到32枚，位列金牌榜第2位！而今年，奧運大幕在中華大地上拉開，我們成為了奧運的主人！中國隊這次勇奪51枚金牌，名列金牌榜第一，創歷史新高！
「啊，中國，中國，你展開了一幅百年的新畫卷，捧出萬紫千紅的春天。」 30年的征程，中華民族以嶄新的姿態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滄桑巨變，30年的光輝歷程，鑄就了一個民族近百年的夢想！我們堅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必將出現一個又一個輝煌的30年！

Ⅵ 小學改革開放故事稿

尊敬的各位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我是小學X年級X班的XXX，今天，我給大家講一個關於「床」的故事。

早在10年前，大家能猜出我們家睡的是什麼樣的床嗎？它是一張木板床，躺上去和睡在地上沒什麼兩樣。小時候，不是被硬木板撞破了頭，就是被扯壞了花衣服。

兩年後，爸爸從市場上買了張竹床，這下，我們可以睡個安穩覺了。我高興地拍著小手圍著轉呀轉，就像吃了兩罐蜜似的。可好景不長，竹床漸漸不聽話了。睡在上面搖搖晃晃，「吱吱呀呀」亂叫。而且，你要是惹了它，一不小心就會受「皮肉苦」。它那尖銳的嘴巴可不「饒人」——一旦把你夾住，准會叫你摸著屁股直喊疼。我就被它捉弄過好幾次，那滋味兒可不好受。每當這時，媽媽的臉上總會堆起「烏雲」怒向竹床。

就在去年，經過村委會的批准，我家辦起了廠子。呵，爸爸媽媽的生意可真紅火，沒幾個月，收入就上了萬元。這不，今年我家搬進了新樓房。搬家那天，竹床就被直接請進了儲藏室。而住進房間的是兩張嶄新的大綿床，身著一身花裙子，乳白色的皮膚真好看！爸爸瞧著，樂呵呵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媽媽望著，喜滋滋的臉上放出了青春的光彩；奶奶看了，褶皺的臉龐泛起了兩片紅暈；我呢，索性趴在了上面，想美美地睡一覺。

「呵，現在的日子變化太大了，就這床吧，以前連想也沒想過！」爺爺捋著胡須笑著說。

「這可是名牌啊，是咱自己製造出來的，叫席-夢-思。」爸爸自豪的對爺爺說。

「現在呀，這床也有了稀奇古怪的名字，叫啥……啥席思的。」奶奶這句話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晚上，我搶先睡在床上。呵，軟綿綿的，真舒服！從現在起，我的額頭再也被撞成青一塊紫一塊了，屁股也不會成肉包子了——改革開放的春風真是吹遍了每一個角落。

看看我們家這幾年來床的更新換代，真令人欣慰無比！我摸著這柔軟無比的被單，久久地陷入了沉思：明天，明天這張床不知又變成什麼樣子呢。我想：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床也會變得更加舒適！

謝謝大家！

又是一個周末，媽媽做了一桌子好菜，我身為食肉動物絕不能放過這個好機會，「呼呼」一碗飯下肚啦，桌子上下了一場雪，到處是飯粒。媽媽沉下臉來，嚴肅的說：「你碗里沒吃干凈，太浪費。」我很不高興，又不敢頂嘴。外婆忙和稀泥：「現在怎麼和以前一樣呢？」媽媽生氣了：「現在的孩子就是不知道珍惜。」外婆堅決的和我站在一邊，媽媽勢單力薄，我心裡暗暗得意。

媽媽望著外婆，溫和的問：您還記得小時候帶著我們去買肉的情景嗎？

外婆感嘆道：怎麼不記得？那時生活不富裕，買肉要肉票，買糧要糧票。

票？什麼票？買東西還要票嗎？

外婆摸摸我的頭：現在不要了，超市裡什麼都有，你想買什麼就有什麼。而且，疏菜不分時令，一年四季想吃什麼就有什麼。

媽媽感嘆道： 我們過生日您都要親自給我們做個小蛋糕， 可那時，在市場上很少有生日用的小蠟燭，於是每逢過年時，您就多買些小孩點燈籠用的小蠟燭存著，等家裡有誰過生日時插在蛋糕上。

現在生活好了，生日蛋糕可漂亮啦，還有精美的小蠟燭。說完我用眼瞄瞄外婆，外婆心領神會，馬上端正態度：對呀過去是過去，現在不要讓孩子再吃我們的苦。

媽媽嚴肅的說：我不想讓他吃苦，我只是希望他懂得珍惜。今天的好日子，是祖國經歷了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無數勞動人民辛勤勞動的成果。不論是一粒飯還是……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嘛。我不耐煩的搶嘴。

外婆瞪了我一眼：你這孩子怎麼說話的？日子好啦該享受，可也不能浪費，老師教的詩可不是拿來頂嘴的。

糟啦，外婆徹底轉移陣線啦。我心裡慌亂起來，也覺得自己很不對。

這時爸爸下班回來啦。「走，我們去城裡看汽車。」爸爸早就想買汽車啦。

「好呀，好呀！以後出門可以坐小汽車啦。」我馬上贊同，也好趁機結束戰斗。

外婆笑眯眯的說：真沒想到，老啦老啦，還開洋葷坐上私家車了。不過，現在公交車也很方便，線路多，還帶冷暖空調的呢。

「以後的好日子多了。」爸爸拍拍我的頭，「小子，你們可是掉到蜜罐里啦。」

媽媽故意生氣的說：他還不知足呢！

我調皮的吐吐舌頭：人不知足，才會更努力呢。

外婆哈哈大笑：這就對了。

爸爸媽媽也笑了，家裡充滿了笑聲，這笑聲里有日子越過越好的滿足，有祖國越來越強大的自豪，有未來會越來越精彩的信心。

我情不自禁的哼起歌來： 明天會更好。

Ⅶ 革開放三十年改故事演講稿

改革開放使種田人空前地輕鬆了
「雙搶」時節，不單是蚊子多，還有其它的多種稻飛蟲，穿上長褲子，戴上帽子，還是會咬的，總得把褲子和袖子紮起來吧，要不怎麼勞動呢？那蚊子可以叮咬到衣服裡面去。水裡還有螞蟥，被螞蟥咬了，有時候是不易發覺的，直到它吃成了胖乎乎的身子走了，才會知道。螞蟥咬了以後，它離開了傷口，傷口還要流好多的血。
• 改革開放使種田人空前地輕松多了
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在三十年改革開放之中，中國人民戰勝了各種自然災害；為四川災區人民捐款；接著觀看兩個奧運會的盛況；欣賞神七宇航員成功出艙；慶祝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來的輝煌成果。這些都是中國人民空前的精神享受！炎黃子孫無不為此而感到驕傲和自豪！文人墨客盡情地歌頌祖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的輝煌成果！表達對祖國的熱愛，對黨的尊重，對人民的感情。
• 從一層到一層
淅淅瀝瀝，天空又飄起了雨。「這梅雨天氣又開始了啊！」奶奶望著窗外的雨，起身走向裡屋，拿出四個水桶，很熟練地走到四個點，將水桶放下——這四個點很明顯的向下陷成四個小水坑。後來聽奶奶說，那是因為屋頂漏雨，水滴下來造成的。
• 從盲流到「中國第一打工詩人」
改革開放30年，面對這樣一個數字，何真宗總是百感交織，這30年間，何真宗就與中國改革開放一起走過了15年：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何真宗懷著「多掙些錢，過上點好日子」最基本和最單純的追求，隨著中國第二批農民青年開始進城打工，沒想到一打就是十五年，從一名盲流到被新華社向全國發新聞通稿贊頌的「中國第一打工詩人」；從一名普工成長為東莞市優秀青年；從一名交警隊里的連續九年被評為優秀宣傳員到番禺區某鎮報的執行主編和資深策劃人……
• 優美的風景在屋頂
我所在的城市是位於湘中的婁底市，這是一座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成長起來的新城，是一座從荒山荊棘中開辟出來的現代化新城，如今被評為國家森林城市和全國十大宜居城市之一。
• 幸福的陽台
寬敞明亮的落地窗外，就是我家的陽台。可是，你知道嗎，一個普普通通的陽台卻演繹著不斷變遷著的中國改革開放歷史。
• 我家的數碼生活
趙薇在博文《剛起》中寫道：「早上好，呵呵。試著用最快最短的時間，讓自己清醒過來，那就是清晨爬格子(寫字)，也是一種鍛煉哦，就是沒有試過。」
• 記憶中的那輛自行車
那是一輛上海產的「鳳凰——18型」自行車，樣式美觀、輕便、牢固，當時是全國的名牌。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家鄉光澤這個小縣，象這種名牌車要憑票供應，全縣一年分配數量只有幾輛，而且都是縣里的頭頭們拿去，普通人家一般有錢都買不到。那個時候，哪家如有一輛這型號自行車，就象今天哪家有小車一樣讓人羨慕。
• 從「CALL」到「QQ」
記得剛參加工作的那陣子，我被分配到一家物資公司做業務員，因為自己試用期的業績還算不錯，轉正以後單位就立馬給我配了那隻數字「BP」機。那時，能用上「BP」機的人還不是很多，腰間掛上一個，不覺間便感到自己時髦了許多，碰到熟人或朋友更是忘不了拋下句「有事CALL我」，那神氣勁兒就甭提啦！
• 飯碗里吃出來的巨大變化
俗話說的好，民以食為天。不管什麼年代，人們的生活中都少不了飯桌。只有吃的好了，人們才能安居樂業，才能和諧生活。然而，不同的年代，飯桌上的東西卻不一樣。佛曰：「一粒米里看世界」，從老百姓的餐桌上的變化，不難看出這改革開放30年讓我們感到驚喜的巨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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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菜的不同遭遇
大躍進、浮誇風年代，全國各地陷入物資奇缺和糧荒時期。我的家鄉處於桂東南的容縣一個小山村，也和全國各地一樣進入糧荒年代，其中，能填肚子、能吃的東西特別短缺。那時的人餓得荒，面黃飢瘦，消化能力特別強，不管什麼東西，只要不毒死人都找來吃。野菜更是首選對象。
• 從農家春聯看變化
1977年春節，我提前辦好放假期間需要辦的一切事情，回到闊別10年的家鄉。當我走近村裡的時候，看到家鄉的面貌依舊：幾條狹窄崎嶇凸凹的土路塵土飛揚、幾百所干打壘的土房破舊不堪，心裡不覺一陣酸楚！
• 回鄉的路
我的家鄉在湖北省棗陽市白竹園寺林場、白竹園寺國家森林公園（棗陽籍人、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最高人民檢察院原檢察長黃火青題名）。這里地處桐柏山脈之麓，是湖北省、河南省兩省四縣、市（棗陽市、隨州市、唐河縣、桐柏縣）的交匯處，可以說是一腳踩兩省，兩眼望四縣。
• 「嫁妝」的變遷
表姐家住黑龍江肇東市黎明鎮民主新村。30年前，她的大女兒結婚時，表姐和姐夫費了很大勁，才給她買了兩床被褥和一對裝衣服的小櫃兒，作為陪送給女兒的「嫁妝」。
• 衣食住行看變遷
30年，彈指一揮間，30年,風雨蒼桑，我們和共和國共同走過，我們是改革開放的見證人！我出生在1962年，說起這30年，那真是有太多的話要說。
• 我的「文房四寶」變臉記
我的「文房四寶」歷經幾番更新換代，數度升級改造，電腦從台式到液晶再到筆記本，列印機從針式到噴墨式再到激光，還有復印機、傳真機、掃描儀……其實「文房」何止「四寶」？
• 不是我不明白 這世界變化快
記得小時候，我們那個地方有著很多關於服裝的土話俗語：比如，過年穿的衣服叫做「過年衫」，最好的衣服叫做「亮街衫」，寒天穿的又厚又破的衣服叫做「寒婆衫」，靠一根繩子系住褲頭的褲子叫做「斗頭褲」，不長不短的那種褲子，因類似於當地捉鱉魚的漁民下水作業穿的工作褲，而被稱為「鱉魚褲」……
• 騎洋馬 看變化
記憶中有句精彩的自行車廣告詞，「換個步伐前進」，這好像是幾年前在西安旅遊時看到的一個大型自行車戶外廣告。想到廣告，我又想到了自行車，想到了如今自行車品種、功能的變化，想到了現代交通方式的變化，想到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巨大發展變化。
• 家鄉的燈
上世紀70年代，鄉親們照明用的大都是各種各樣的煤油燈。家庭收入好一點、講究一點的，用的是帶玻璃燈罩的台燈，出門用的是手電筒、馬燈。家庭一般的用的是手工作坊製作的玻璃燈座、白鐵皮裹棉紗芯的燈，而大多數鄉親們因為收入差，就只好因陋就簡用墨水瓶做小油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鄉親們，晚上能不外出盡量不外出，實在要出去辦事只好用點蠟燭的燈籠。
• 通話世界的「變革」
八十年代中期，打電話這個概念還不是太普及。人們相互間有啥事，又相隔太遠的話，大多是靠寫信或者讓別人捎話來解決的。那時，我在外地讀書，想家的時候，就給母親寫信，但一般不打電話，不誇張的說，那個時候和母親通一次電話是很困難的，期間要費許多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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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我的十宗「最」
作為一個幾乎和改革開放同齡的年輕人，雖然不適合過早地回首往事，但在此特殊的時刻，回憶逝去的時光，縷縷過去的事情，還是別有一番情趣和感慨。
• 從「焦頭爛額」到「我型我秀」
小時侯，確切地說是不懂得美的時候，我對頭發的好壞是不屑一顧的。待到了大一些知道美的時候——大約十八九歲時吧，才對自己的頭發發起愁來。
• 家鄉小路的三十年變遷
每條路都是大地母親的皺紋，寫滿了歲月流失的滄桑；每條路都是希望，留下了不斷進步的腳印和一路奔跑的身影；每條路，都是一個選擇和一段歷史；家鄉的那條小路，三十年來，我走出來、走進去，看著他一路變遷，改革開放三十年，這一路的歷史記載著改革開放的偉大和成就。
• 與教育一路同行

30多年來，在父輩們的目光里，我沐浴著基礎教育改革的陽光一路走來，一路同行，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基礎教育改革30年的巨大變化，如今，我接過父輩們的教鞭，繼續著這一平凡而又神聖的使命，畢生年華許孺子，衣帶漸寬終不悔，相信通過千千萬萬的我們的共同努力，我們國家的教育會越來越進步，我們的孩子越來越可愛，祝福我們的祖國越來越強大。

• 春天的故事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神話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跡般地聚起座座金山……」《春天的故事》這首歌大家都不會陌生，可是在欣賞歌曲的同時，我們又怎能忘記改革開放帶給我們的春天般的故事呢？
• 我家三十年影像
一個40歲的中年男人，挎著公文包，滿臉興奮在鄉間田野上。他穿著粗布中山裝，上衣的兩個兜里別著兩只鋼筆，他偶爾用手捋一捋額前的黑發，他張開嘴，激動之中似乎還在喃喃自語著什麼。
• 三代人的產房
我的出生在我們村引起了轟動，因為我是縣里第一個剖腹產的，並且動用了我們這個偏僻小縣城的所有醫護骨幹，後來還是醫院的院長親自主刀，連麻醉劑都沒有，才讓難產的母親和我一起平平安安的活了下來。我的母親後來給我取了個很俗氣的小名「貴寶」，意思是我花光了家裡所有積蓄，還費了那麼多的波折才把我生出來。
• 改革開放30年 千姿璀璨潤和諧
30年前，我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當時是十年文革之後，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對外交流處於停滯不前，甚至倒退的時代背景下，鄧小平同志審時度勢，英明提出要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將以階級斗爭為綱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進行改革開放。
• 我家的電視
我家的電視作者：邱保青三哥從外地回來的時候，領來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友，她就是我的三嫂。可三嫂的家人不同意這門親事，嫌我家姊妹多、家底薄，就有意為難我家，讓我家買台電視，才肯讓三嫂過門。
• 由吃黃面餅子想到的……
從七十年代中期逐漸記事起，飯桌上主食多是黑的、黃的，印象中吃得最多的還是黃面餅子。逢年過節家裡做幾個由白面和地瓜面合成的饅頭，或者下幾碗帶肉餡的餃子，我們哥倆就會大眼瞪小眼地瞅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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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不掉的記憶
每個人都對生活充滿著憧憬和嚮往，只是由於時代環境不同閱歷不同生活條件不同，人的夢想也不盡相同，但是處在同一個年代同一個起跑線上的人，他們的嚮往卻會不約而同地不謀而合。下面，讓我們循著記憶的閘門一同感受一下如今早已過時的渴望，或許在你我的心底會產生同樣的共鳴。
• 記憶中的那輛自行車
那是一輛上海產的「鳳凰——18型」自行車，樣式美觀、輕便、牢固，當時是全國的名牌。在計劃經濟年代，我家鄉光澤這個小縣，象這種名牌車要憑票供應，全縣一年分配數量只有幾輛，而且都是縣里的頭頭們拿去，普通人家一般有錢都買不到。
• 土鍋台-節煤爐-液化灶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我剛記事時，家裡的烹飪設備是老祖宗們流傳來的用坯砌成的土鍋台。熏得渾身黑黢黢的它，頂著兩三口黑鐵鍋，像怪物一樣靜卧在廚房的一角。它「吃」進柴草點著火後，釋放能量燒熱鐵鍋方可做熟飯菜。這種土鍋台食量很大，每天至少需半擔「口糧」，否則便熄火罷工。
• 老爸 老宅
老爸的「規劃」沒來得及實施就破滅了。我和弟弟大學畢業分配到了事業機關，婚後，單位很快分給了住房，我們也先後搬出了老宅。老爸多少有些失落，不過依舊蒔弄他的院子，雖少了兒女的喧鬧，到也怡然自得。
• 難忘「四兩油」的日子
在過去計劃經濟的年代，城裡居民一個人一月供應四兩食油，平常人家炒菜時，不是像現在隨意用鍋鏟一舀，而是小心翼翼將鍋鏟貼在油瓶子口接著，一次只能倒一點兒出來，勉強能油油鍋底就行，倒完油後還得用手指頭在瓶口抹一下，再將沾著油的手指頭貼在鍋沿口上一刮，那手指頭上星點油慢慢的由高向低流入鍋中。
• 水之夢
帶著烽火烙印的胎記，我出生在硝煙彌漫的年代。日寇的鐵蹄踐踏了我的家鄉。鬼子兵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害得老百姓人心惶惶，苦不堪言。無助的父母，只得祈求上蒼保佑我們：在兵荒馬亂中安然祥和地度過。並特意為我取了一個吉利的小名——「兵祥」，以寄託這善良的願望。為了逃難，全家搬到了鄉下。
• 八旬老爸的感慨
老爸是在黨誕生的那一年(1921年)出生，今年87歲。現在，他耳聰目明，牙齒完好，走路穩健，思維敏捷，說起話來，有條不紊。
• 想起了當年買肉難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商品市場空前繁榮，想買什麼，隨時隨地都可以買到，生活十分方便，可這要放在3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 1978年的那場考試
1978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年，當時很多人包括其我自己並沒有留意到這場關系中國前途和命運的變革，沒有意識到我們已經被裹挾在歷史發展的滾滾洪流中。當時我在山東鄒縣工作，我和周圍的同事整天為吃喝忙，甚至連「改革開放」這個詞都沒甚注意，更沒有想到這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能為我們民族、我們國家乃至我們自己帶來什麼。
• 乍暖還寒的1978年
1978年五月下旬，安徽沿江江南一帶，先是持續多日的晴空萬里；緊接著晴空中又颳起了多日的西南風。我所在銅陵南部天坪山區的早稻，沒來得及抽穗揚花，就都象冬天的茅草似的枯黃了。端午節後老百姓就巴望著老天能下場暴雨，巴望了百十天，可天天都是紅日高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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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小學四分鍾輝煌60年故事演講稿

飛騰吧祖國

敬愛的老師，親愛的同學們：
大家好，今天我演講的題目是《飛騰吧祖國》。
轉眼間，祖國的60周年生日來到了，我心裡無比激動。60年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只是彈指的一瞬間，然而，偉大的祖國母親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創造。
從鉛筆到鋼筆；從口算到計算機；從馬車到火車、飛機：從破舊的呼機到手機；從黑白電視機到液晶電視；從古代四大發明到現代各種各樣的機器……一樣發明就代表著中國科學的進步，這說明昨天衰弱的中國，已經站起來了。她將飛向新世紀商業的頂峰。
回顧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我們看到的是祖國的繁榮，祖國的昌盛，祖國的進步，這無疑是我們中國人最大的欣慰。但是，看著我們繁榮的今天，也不免會想起祖國的衰弱。1840年的鴉片戰爭；1894的抗日戰爭；1946年的解放戰爭；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這些戰爭造成了我們中國多大的損失啊，不容置疑，這是中國歷史上無法磨滅的侮辱。
現在，中國是多麼富強，多麼美麗。2008年，奧運盛會，首度在古老的中華大地上舉辦。全世界矚目的奧運會，也在13億中華人民的支持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績。使世界人民感受到了中華的強大和中國人民的熱情，讓他們領略到一個繁榮富強的禮儀之邦，了解到一個蓬勃發展的文明古國。
今朝，中國已經站在新的起跑線上准備奔向明天。回望過去，60年的輝煌成就令我們滿懷驕傲與自豪；此時此刻，60年的輝煌成就讓我們更確定要充滿自信地闊步往前進；展望未來，60年的輝煌成就讓祖國插上騰飛的翅膀，在金燦燦的陽光下，翱翔吧，騰飛吧！祖國我愛你

Ⅸ 小學生改革開放三十年故事稿

改革開放三十年
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家鄉變化大
我是一名土生土長的蘇州小女孩。爸爸媽媽經常對我說：「你之所以能過上現在這樣幸福快樂的日子，要感謝鄧小平爺爺提出『改革開放』的好政策！有這樣一位既優秀又偉大的好領袖，是我們每一位公民的福音啊！」 你們看，短短三十年，蘇州里里外外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的蘇州再也不能與過去相提並論了。改革開放之前，蘇州是個小城市，到處都是白牆黑瓦的房子。爸爸媽媽曾經告訴過我：像原先的瑞光塔經過歲月的侵蝕早已破舊不堪，附近都是破舊的磚瓦房。但如今經過政府對瑞光塔的維修，以及對周圍房屋的翻建打造，面貌已煥然一新，變得美麗迷人，成為旅遊景點，是我們蘇州的一道「亮麗風景線」。
再說說過去的人民路吧！不僅路窄，而且地上哪是什麼柏油馬路呀？都是一塊一塊的石板路；一到下雨天就遭了殃，地面容易積水、路上顛簸不平。如今，石板路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條又平又寬的柏油馬路了。 現在的蘇州，老百姓生活富裕、高樓大廈隨處可見、高架連著工業園區和高新區、處處是一片欣欣向榮的繁華景象。
改革開放不僅使我的家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國家也是日新月異，蒸蒸日上，讓世人刮目相看。就說我們的體育吧，1984年許海峰摘得了中國在奧運會中的首枚金牌，這多麼令我們驕傲啊！而2008年8月8日，奧運大幕在中華大地上拉開。回憶起我們申奧成功的當時，全國人民歡呼雀躍，普天同慶，每個人都充滿了激動的心情；而今年夏天作為第29屆的奧運會東道主，中國代表隊一共獲得了51枚金牌，以「世界第一」的金牌總數完美地結束了「北京奧運會」。
看來，我們還要刻苦努力地學習，讓自己成為祖國的「棟梁之才」，用我們的智慧把祖國建設得更加強大、更加興盛。我堅信，只要努力，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上，必將出現一個又一個「輝煌的30年」！

可以適當改改········
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房子的故事
編者按：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的「黃金歲月」，也是很多人改變人生命運的「黃金歲月」。對於這一偉大歷史進程，作為參與者、創造者、見證者和受益者的中國老百姓，可以說感受最真，情意最切，體會最深。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總結30年我們走過的光輝歷程，本報從本期起推出我省改革開放30年以來取得的輝煌成果和改革開放給百姓生活帶來的種種變化。讓我們一起來回顧和講述曾經的、現在的、未來的故事和畫面。

房子，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一個人生活的棲息地,也就成了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熱門話題。

30年來，關於房子，有太多的變化。從土房到蓋板房、從木頭房到水泥房、從平房到樓房、從福利房到商品房，從一家幾口人蝸居在不到20平米的斗室里，到現在一家人享受著上百平米的居室……這就是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變化，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是我們告別舊時代的一縷春風。

曾經，一家人擠在20平米的小屋裡

「我想有個家，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這首曾經流行一時的歌曲唱出了許多人的心聲。

房子作為我們生活的起居室，是一所溫馨的處地。改革開放讓我們告別了曾經住房緊張的局面，在談及關於改革開放後的住房變化時，76歲高齡的杜大爺激動地對記者訴說著房子的故事。

杜大爺雖年已進入花甲，可精神非常好，面對記者的采訪，他的思維好像一下被拉回到了那個荒涼、貧窮、飢餓的年代。「你看過電影《沒事偷著樂》嗎？看過你肯定記得這樣的場景：一家老少擠在一間屋子裡，要住上下鋪；一大早起來，居民要排隊搶著上廁所；為了子女結婚，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加蓋屋裡長著大樹的小房……」這就是我以前的真實寫照。杜大爺回憶說，改革開放前的住房十分緊張，單位沒有條件分房，他們一家六口人只好租了一間二十平米的平房。「平房是用土坯修的，很簡陋。牆是用土塊砌的，上面的木頭不算大，但還結實，可木頭上面的竹子由於時間過久的原因斷了或壞了，房子中間常裂開一條縫，土經常掉下來落在我們的頭上。而且我們一家六口人根本住不下，平時，小孩只好跑到他同學家去睡覺。尤其是到了冬天，由於房子的密封性很差，我們經常凍得睡不著覺。家裡來客人，連坐的地方都沒有，我們只好站著聊天，那時的情形不是現在的年輕人所能想像得到的。」杜大爺說。

「改革開放後，人們的生活慢慢有了改觀。最早是有些人在現在的湟光街道兩旁蓋起了二三層的小樓房。後來的幾年間，樓房已經越來越普遍、越建越高了。現在我一個人有三間房子，而且面積很大、也很明亮。我們應感謝共產黨，感謝改革開放。」

激動總是會在一瞬間表達出人們內心最真實的感受，杜老大爺樸素的言語深刻地印證了改革開放對我們生活改變。

平地起高樓

同樣有此經歷的侯聚物老人告訴記者，他是山西人，1954年隨做生意的父親來到西寧，剛來時，全家人住在「天主教堂」(現解放商場)後院的土坯房中。因為侯老上過小學，被招到西寧汽車一廠去上班。當時因為家裡人多，侯老全家9口人就擠在30多平米的房子里。人多房少，沒辦法，侯老的爺爺又將30多平米的大房間用木板隔離成三間小房子，三個人住一小間。「我睡的那間和廚房連在一起，多日的煙熏火燎地把房子熏得黑糊糊的，很像現在的煤房。」

「當我在湟光看到三層小樓時，不禁叫出聲，好高的樓啊……」侯老用手比劃著，興奮的眼睛眯成了一條線。1981年，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時，西寧汽車一廠蓋起了第一棟家屬樓，侯老有幸分到了樓房，60多平米，5樓。這時全家人終於有了一個舒舒服服睡覺的地方。隨著侯老的兒女們都長大成人，一個個走上工作崗位，現在他們又搬家了，是80多平米的房子。「改革讓人民生活富裕了，高樓大廈越來越多了，人們的小日子過得越來越好了。」侯老高興地說。
破爛平房變成漂亮樓房

「學校以前最大的變化是以前破爛不堪的幾排平房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兩棟漂亮的樓房。」某中學教師魏老師說。

回想起1990年上初中時的情景，今年35歲的魏老師說，以前學校的面貌真是慘不忍睹。學校的教學樓、宿舍門窗都是敞口的，沒有天花板，冬天用磚頭壘個土爐子，剛生火時滿教室烏煙瘴氣，根本沒法上課。至於宿舍，為了安全，不能生火，一到晚自習下課，一路小跑回到宿舍，鑽進冰冷的被窩，凍的直發抖。沒辦法，只好兩個人擠到一個被窩里互相取暖。

「前幾日有機會到母校轉了轉，看到了母校的變化，真讓人驚喜。外觀漂亮的教學樓，室內窗明幾凈，教室里真叫人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而且宿舍也全部都是樓房，由以前的20多人的大宿舍變成了現在8個人的宿舍。這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但卻讓我們看到了國家在改革開放政策的帶給人們的實惠，相信我們的生活會越來越好。」魏老師很自信地說。

從有房住到住好房

「房子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夜之間無數棟高樓拔地而起，看到這些像是在做夢一樣。」今年28歲的中學教師孫延魁說。

孫延魁告訴記者，他老家是農村的，從他記事起，家裡一直住著三間用木頭蓋的房子。但那房子一到下雨天就是「外面大下，屋裡小下。」經常在半夜弄的一家人用盡了家裡的鍋碗瓢盆接漏雨。再後來孫延魁考上了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一所中學執教，學校給他分了一間20平米的宿舍，雖然比在家時好了許多，但來幾個朋友時免不了經常打地鋪。去年，小孫在縣城按揭貸款賣了一套房子。

家住西寧市經濟開發區的李小姐今年25歲，是一位剛參加工作不久的教師，她在談及自己的住房時，卻顯得格外輕松。

李小姐說，「我出生在80年代，是家裡的獨生女。所以在購房時，父母會為我做一定的考慮，比如先替我付首付款，或者為我買好房，但我更想靠銀行貸款買房，因為我想自力更生。現在的住房環境相對於小時候好多了，以前雖然我們住的是小二樓，但環境各方面都不好，改革開放30年，青海的樓房由原來多層發展到了現在的十幾層、幾十層，我們對居住環境也有了更多的選擇，過不了幾年我也要考慮重新買房，現在人們的觀念已由過去的有房住發展到了追求居住環境優越。」

200多平米的房子, 新潮前衛的家用電器。這在西寧市民看來都是讓人羨慕不已的,可只有李教授才知道其中的波波折折、酸甜苦辣。李教授永遠忘不了當時遠方親戚到家中無處下腳的尷尬局面,也忘不了一家三口爭著用書桌的「熱鬧」場景。作為高校教授的她,不知把床底那些厚厚的書搬了多少個來回,當她從90年代90多平米的房子，搬進200多平米的房子里。她不禁感嘆到：「國家政策好,尤其是改革開放讓我們百姓受了益,從以前要求房子寬敞到現在要求房子結構合理、物業服務周到,大家的消費觀念正在一步步提高,真是可喜啊!」

數字見證發展

據有關部門統計,青海省1978年人均居住面積僅為1.74平方米，到1988年,已增長到7.48平方米,平均每年以6.9%的速度在高速增長,到1997年人均居住面積已接近9.45平方米，至2003年,全省人均居住面積已增到16.9平方米……改革開放30年來,人均居住面積已番了九倍。據資料顯示，2008年西寧市計劃開工建設各類住房360萬平方米，3.5萬套。年末建成各類住房1.44萬套，建成面積140萬平方米；其中政策性住房建設26.16萬平方米。這樣的數字還在不斷的增加。

5月15日，西寧市二期工程經濟適用房作為2008年西寧市政府為民辦實事的項目，一直深受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根據計劃，二期工程將建設經濟適用住房10萬平方米，其中配建廉租住房200套，預計年底前建成。二期工程的開工，標志著西寧市保障性住房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為全省各地穩步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切實解決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起到了良好的示範和借鑒作用。

據了解，西寧市此前開工建設的一期10萬平方米經濟適用住房和配建240套廉租住房項目，今年6月份符合申請條件的城鎮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即可入住。

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經濟的騰飛，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百姓一朝更比一朝好的生活。改革開放讓我們在歷史的變革中感到了溫暖，感到了幸福，讓我們繼續向美好的生活奮力奔跑吧！

出國去掙「四大件」
上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的出國人員一定不會忘記坐落在北京安定門外的那個院子。院子內人頭攢動，排長隊等著報關的，交外匯券的，提貨的——人人興高采烈，旁人艷羨不已。院外邊好多人圍著門口，有看熱鬧的，有想換外匯的，忙得不亦樂乎。那個大院，正是出國人員服務公司的所在地。
拿外匯券買「洋貨」的日子

「在安外大院，大門離倉庫有二三百米的距離。每天早上，當警衛把門往外一開，黑壓壓的人群就拿著票往裡跑，東西實在供不應求。」中國出國人員服務總公司國內免稅部總經理池學鋒至今還能清晰地想起當時的場景。

「那時候在講改革開放，要把家門打開，讓國外的一些文化先進來，咱們的人也要走出去。而中國要和世界交融在一起，首先要人員流動。那時，國內的物質需求非常旺盛，但生產能力很差，是短缺經濟時代。有出國人員在國外買了電器等東西背回來，一是影響了國人形象，二是把錢花在國外比較可惜。所以就想了個辦法，設立一個地方給出國人員提供服務，也同時收回外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環球》雜志記者分析了當時的背景。

據記者了解，當時到免稅商店買東西，需要滿足三個基本條件：一要出國，並根據政策得到相應的可購買自用物品的數量，也就是所謂的「指標」；二是相對應的一些證明，比如護照等；三就是錢（外匯券）。

受歡迎的日貨

「83年，國務院就批准成立了我們這家公司。在這個行業里，我們是領頭羊。我們從國外，尤其是日本，把商品買進來，再按照有關免稅的政策向出國人員提供商品。商品范圍大到摩托車，小到電池，我們都有。出國人員需要什麼，我們就提供什麼。當時，人們都崇尚日本原裝進口，我們有日本所有的牌子，索尼、松下、東芝、日立、三洋……」池學鋒介紹說。

的確，在80年代，日本電器讓國人趨之若鶩。人民銀行一位李女士告訴記者：「1988年，我到澳大利亞出差，因為這次出國，得到了去免稅店買一個"大件"的指標。我挑了好久，最後買了松下的彩電，質量相當好，是原產的，後來用了很多年」。

李女士所說的「大件」也是當時時興的術語。池學鋒介紹說：「免稅店的商品最初分"大件"、"小件"和"不算件"三類。最初的時候，有舊"四大件"，即電視、自行車、縫紉機和收音機。後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四大件"也升級了，變成彩電、音響、冰箱、洗衣機等等。"小件"則有吸塵器、電熨斗等。再後來，情況又變了，有的"小件"就不算件了，只分要件和不要件。政策是隨著市場的需求和改革開放的深化而變化的。」

一扇開了的窗

「80年代人們的願望太簡單了，就是改善現有的生活。怎麼改善呢——想辦法出國掙幾大件。」有人這樣形容那個時代的消費觀。但就在這樣樸素的消費觀影響下，中國人走向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西方的一些文明隨著他們的商品進入了中國家庭。中國曾經有一度崇尚西方，覺得人家什麼都先進，咱們自己生產的什麼都不靠譜。這其實是一種文化的撞擊，是改革開放的中國與國際交融的過程。」池學鋒這樣評價。

「在開放之前，中國注重重工業的發展，沒有什麼輕工業。而在那扇窗口打開了之後，國家開始制訂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勵輕工業的發展，一方面通過我們這樣的渠道引進國外的原裝產品，另一方面加緊走合資的道路，給合資的企業開了口子。於是，像松下這樣的企業就變成了雙軌制，一方面在日本維持它的生產線和研發，給我們提供原裝的產品，另一方面一條腿踏進了中國，開始在中國建立合資企業，相繼建起了40多個廠。這就造就了國外原裝品和合資品同步發展的格局。後來，國內廠家的基礎技術和生產質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很多產品就談不上原裝不原裝了。我們就不做電器了。」

對於電器這塊被放棄的業務，池學鋒一點也不「心疼」。他認為，隨著中國工業水平的提高和人們消費觀念的提升，業務轉向是必須的，而這種升級也是令人欣慰的。

他告訴《環球》雜志記者，如今他們的業務已經開始進入後消費時代，「原來我們的商品以日本產品為主，而現在主要以歐洲產品為主。我們開始走品牌、品位路線，當然，貨真價優這個特點是始終保持的。」

改革開放三十周年:100元的故事
說到改革開放給中國老百姓帶來的變化，當然要說到錢。要說到錢，就說100元在我經歷中的意義吧，也許，這會讓每個人想到自己那本小賬，那些經歷。

最早接近100元這個數字，是「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高中畢業了，大學不招生，城市也無法給青年人提供就業機會，就把青年們下放到農村去，自食其力，叫做「插隊知識青年」。我自食其力在農村第一年的收入，大約有100元。其中實物收入是糧食300多斤，每斤約1角錢，現金收入約60多元。當然，糧食的黑市價每斤有1元多錢，但我自己張嘴塞肚皮還不夠，哪能去賣？所以一年總收入就只有100元。我在生產隊表現還好，當上了副隊長，收入等級較高，每天掙工分9分，最高等級每天掙10分。因此，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一個農民的收入狀態。

我參加工作的第一份工資是每月27元，軍馬場的倉庫保管員，行政27級。拿了兩年，軍馬場撤銷了，調到部隊另一個工程處。財務科說：「哪來的27級？一級工還相當於25級呢。」於是我變成一級工，升了兩級，拿36元錢。再一年升到二級，拿42·1元。這個標准一直拿到我以後上完大學。42·1元的月工資是化學工業行業的工資，這是除了大學畢業生每月拿56元之外，青年職工中較高的工資了。這是個什麼概念？我記得一個老工人給我扳著指頭算賬：「現在市場雞蛋2角一個，我一月掙200個雞蛋！」當年鄧拓寫了篇《一個雞蛋的家當》被批鬥撤職。其實中國老百姓沒有金本位，就是「蛋本位」。也就是說，我剛參加工作的工資是每月100個雞蛋，到改革開放前變成了每月掙200個雞蛋。這就是當時城市青年職工的生活水平，每月掙200個雞蛋，已經不是一個雞蛋的家當了，我心滿意足。要問我當時最大的心願是什麼？我說過，「唉，如果正常升工資，再加運氣好當個官，到退休能每月掙100元錢多好！」

改革開放初期，雖然工資還沒漲，我上大學了。上了大學還發表作品了，發表作品掙稿費，收發室小黑板上常有「葉延濱」3個字，同班同學也有幾個奮起寫作。寫作還得全國獎了。1981年，還是個大學生的我，風風光光在中央首長手上領了獎狀。不僅有獎狀，還有獎金。中國作家協會頒發的國家級獎金100元。少嗎？那時我可真是不覺得少，兩個半月的工資哪！從此之後，榮譽不只是掛在牆上的獎狀了，還有獎金。

1992年，我有幸成為首批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這專家稱號與津貼有關，每月發給特殊津貼100元（剛開始我和另一位「年輕專家」每月只有50元，很快就變成100元）。這津貼在1993年相當於我工資的一半，按當年物價能買多少雞蛋沒算過，但畢竟一下子漲了50%的工資啊。

之後，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100元面值的大鈔。改革開放30年，我們的工資獎金變成多少個100元了，人人心知肚明。100元就變成人人都熟悉的物件了，100元成了老百姓常招來揮去的平常物了。於是，在我的記憶中，100元從此不再有故事了。

Ⅹ 中國現代史故事或演講稿

一、兩大敘事傳統：「革命史敘事」與「現代化敘事」

自梁啟超在20世紀初提出「新史學」概念以來，中國史學逐漸走出了自我封閉的格局，開始以世界性的眼光反觀自身歷史發展的進程。其主要表徵是中國人開始跳出從「文化中心主義」的立場判斷自身與周邊文明關系的舊思路，而開始從現代國家政體多元並存的立場出發來重新衡量中國在世界歷史和現實中的位置，這一轉變導致了兩個認識論後果，其正面後果是從「君臨天下」的文化史觀向多元並存的政治經濟史觀轉移；其負面後果是有可能極度彰顯中國史的「世界史」意義，卻無法同時凸現中國自身的特徵。
下面我僅以目前史學界最流行的兩種敘事方式為例來驗證我這個判斷。我們先來看「革命史敘事」。毋庸否認，「革命史敘事」的形成與政治意識形態的構造緊密相連，在這個范圍之內，它可以說相當直接地為中國革命的發生原因提供了一種合理性的解釋，這種解釋的基本框架在中國古代史中的表現是所謂「五種生產形態論」或「社會發展五階段論」，在中國近代史中的表現是所謂「三大高潮，八大運動」的事件史敘述框架。「五階段論」誕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郭沫若等史學家假設：把社會發展由低向高遞次演進的態勢，作為描述世界歷史發展進程的共同圖景的做法同樣適合中國社會，換句話說，在這個圖景支配下是沒有例外論的餘地的，這就非常具體地把中國歷史納入到了一種單一的普遍主義解釋框架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史的意義似乎也只有通過對世界史意義的描述才能顯示出來。可能有人會問，中國近代歷史確實是在全球資本主義支配的背景下來定位其自身的意義的，但我們不應該否認，處於前近代社會中的中國歷史如果被強行置於「五階段論」的籠子中任意剪裁，是否有被閹割的危險?
「三大高潮，八大運動」可以說是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占絕對支配地位的主流敘事，現在的數十種甚至上百種近代史教科書中都採用的是同一解釋框架，這個敘事通過從紛繁蕪雜的歷史事實中提煉出數個事件，然後通過解釋使它們之間建立起一種有機的聯系，從而得出總括性的歷史結論。然而，通過這種方式得出的結論往往帶有太強烈的政治干預的色彩，總給人以為某種政治意圖作表述的感覺。而且很容易在研究中自動剔除與這種政治意圖表述無關，但又並非不重要的歷史現象，比如各種社會和文化現象。中國近代史研究從此變成了政治史研究甚至是革命史研究的同義語。
其次，我們來分析一下「現代化論」的影響，「現代化論」作為一種理論導向開始支配中國史學界發生於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它的方法論意義在於解放了史學界由「革命史敘事」單一壟斷的局面，特別是改變了單純通過闡釋政治事件表達某種特定的政治意圖的支配傾向，大大拓展了史學探索的范圍。比如在傳統的政治史、經濟史之外開辟出的社會史和文化史研究的新視野，都與現代化理論所實施的導向作用有關。但中國史學界賴以立言的「現代化論」，基本上依據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建立起來的對社會發展前景進行估計的論點，這一論點基本上是美國發展模式的表述，這個表述暴露出的突出問題是對現代化的探討始終建立在過於樂觀的基礎之上，缺少自我反思的能力，90年代流行的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冷戰結束後美國式的資本主義模式已成為歷史的惟一選擇，也可以說是這種觀點的當代翻版。可見其支配力之大。在對現代化發展樂觀態度的制約下，中國史研究表面上開始擺脫「階段論」的束縛，實際上仍未彰顯中國歷史自身的獨特意義，而仍是把中國歷史看做是驗證總體世界史發展規律的一個樣本，進而越發疏離了對本土社會和文化現象的闡釋，墜入了「西方中心論」的圈套。
而在「現代化論」的支配下，中國史學界常常不自覺地在一些假問題里打轉。比如「中國科學技術為什麼在近代落後了」這個問題的設置，就並沒有考慮到中國是否存在著西方意義上的『『科學」這一根本問題，因為中國古代根本沒有「科學」這個概念。據考證， 「科學」一詞可能是日本的舶來品，而中國歷史上比較接近「科學」含義的用詞是「格致之學」，而且更多包含的是一種政治倫理觀念，與西方的科學理念相差甚遠。中國古代征服自然的方式可能更多採取的是一種「技術」模式。在西方，「科學」也是個相當晚出的概念，科學成為一種思維模式和行動方式更是一個近代現象，而我們史界居然把在西方都是晚出的概念，不加辨析地直接用來解釋中國古代歷史演變的過程，使這種問題的討論基本上失去了其學理的意義。
再如「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延續了這么長」這個問題，我認為同樣是個假問題。在提出這個問題之前，似乎沒有人去深究中國古代到底是否存在封建社會，如果存在到底和西方的「封建」模式有何不同?我們知道中國兩漢時期政府中就存在著所謂「分封」與「郡縣」之爭，但不久之後，中央集權體制就確立了其絕對的權威，用「封建」一詞對這種體制的運轉進行描述顯然是不精確的。可以說是一種「時代錯置」，也就是說中國古代早已不存在西方意義上的封建社會，也就無所謂延續不延續的問題，堅持把中國古代社會理解為一種封建社會顯然是受「五個社會階段論」劃分世界歷史形態的影響，同時這種劃分歷史的方式一旦轉化為意識形態表述，就更增加了其強勢的支配功能，彷彿成為不言自明無須論證的公理性論斷。
又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討論的是中國在什麼時候出現了類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這個問題的出發點是想找出中國持續發展緩慢的原因。但中國學者在理解什麼是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基礎問題上卻出現了嚴重的失誤，他們常常把原始商業因素的出現簡單等同於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商業運作模式，因此得出的結論難以使人信服，甚至有的學者認為在西漢時期就已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因為西漢的商品經濟已十分發達。出現這種失誤的原因就在於這些學者混淆了前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賴以發生作用的基本特徵，從而使這一問題同樣變成了一個假問題。
「現代化敘事」取代「革命史敘事」雖然拓展了一些史學研究的領域，比如文化史和社會史的勃興都與其注重變遷的視角有關，特別是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總體性戰略十分合拍，無疑具有方法論創新的現實意義。但在對一些重大事件的研究中卻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後果，那就是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陷入了某種非此即彼的「翻案論」的泥潭。下面我想舉兩個例子對此加以說明。一是對「洋務運動」的歷史評價。在「革命史敘事」的框架中，洋務運動的發起者基本上都是以負面的形象出現的，因為對洋務運動評價的總體基調是強調它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其潛台詞是洋務運動引進現代工業體系破壞了中國自古形成的小農經濟格局，迫使大多數中國民眾的生活陷於貧困。李鴻章等洋務大員也彷彿成了「賣國賊」的同義語。而在「現代化敘事」的框架下，則比較強調西方資本主義科學技術的引進對中國社會的正面影響，因此也必然影響到對洋務運動的總體評價，李鴻章即搖身一變而成為中國現代化的先驅人物。因此，在事件史框架內如何衡定歷史人物的作用往往很受研究者闡釋手段的影響。
二是對「義和團運動」的評價。在「革命史敘事」的框架中，義和團運動顯然是近代農民革命運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是反帝愛國運動的最激進、最生動的表現，是三次革命高潮中的第二次高潮。義和團團民對依賴西方科學技術所製造出的物質產品的破壞成了合理的革命行動。可是在「現代化敘事」中，改革開放的現實主題被投影到歷史行為的評價上，對西方物質文明的態度成為評價歷史人物和事件是否具有進步性的一個主要標准，由於義和團民的破壞行動直接針對被引進國內的西方科技成果，由此搖身一變被定性為一場愚昧迷信的反現代化運動。這正像當年胡適所說，歷史變成了一個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即使史料是一樣的，不同的觀點也可以對之曲意剪裁。
那麼我們如何克服這種左右搖擺的弊端呢?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把中國歷史的變遷僅僅理解為和西方完全相似的現代化轉換過程，因為這樣一來，中國歷史不過是驗證某種「普世論」的一個東方案例而已，根本不具備獨立的歷史發展品格。我們現在的歷史研究恰恰強化了這種傾向。我們似乎應該把中國歷史的演變理解為一種充滿了不確定性發展能力的「現代性」樣本，在這個樣本中充滿了各種激情般的憧憬、不情願的認同、無奈的尷尬等復雜的經歷。所謂「現代性」就是對現代化過程的一種反思性取向，它把現代化過程理解為一把雙刃劍，既能滋潤也能刺傷我們的肌膚，而不要把它僅僅理解為一種必然達到的目標。這與是否持有現代化的立場其實無關。

二、兩大新解釋的對立：「人類學敘事」與「新政治經濟學」

上一節我們分析了「革命史敘事」與「現代化敘事」在不同時期對中國史學觀點的支配性作用。應該承認，這兩類敘事仍然是史學界解釋的主流，尤其是現代化敘事成為闡釋歷史變遷的主導模式，不過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隨著多學科交叉成為一種研究趨勢，現代化解釋的主導模式受到了人類學等研究方法的有力挑戰，其起因是用現代化模式本應使中國歷史對現實的觀照更具有反思的力度，可事實證明效果可能恰恰相反。這里可以舉個例子，從正常的邏輯而言，現代化如果被理解為一種普世主義的發展原則，而且具有不可阻擋的強勢支配意義的話，它對各種非現代化傳統的摧毀性應該是不可抗拒的。可是80年代發生的一些文化現象，卻無法使這種邏輯自圓其說。比如「宗族問題」，在80年代就出現了一種悖論現象：按我們原來的邏輯推理，在50年代至80年代較為封閉的局面下，宗族的瓦解是政治控制的一種結果；而改革開放雖然給民間文化以更加寬松的發展空間，但現代化的浪潮所具有的霸權性特徵理應用更加快的速度摧毀政治因素尚未清除干凈的傳統殘余，然而結果恰恰相反，宗族等地方傳統勢力不但未有消失的跡象，反而以更加驚人的速度蔓延開來。這種現象的出現是「現代化敘事」所無法解釋的。
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學方法的介入成為80年代史學方法變革的一個重要契機，人類學視野介入的最重要後果是改變了歷史研究的提問方式，我們原來的提問方式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在多大程度上摧毀傳統的功能?它對傳統的改造程度如何?而且，更為關鍵的是在提出這個問題時已經預設了這種摧毀的合理性，於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不過是論證這種過程合理性的儀式而已。而人類學家提問時則是考慮在現代化大敘事合理性不容置疑的壓迫下，傳統如何延續和再造，並如何為這種再造重新給予一種合理性解釋。
人類學提出的挑戰首先表現在對研究對象范圍的不同關註上。人類學家認為，對歷史的把握不一定一開始就進入到對某種長程趨勢的分析中去，歷史首先表現的是一種生活常態而不是變動趨勢，這種常態的發生往往是在基層生活的潛流中實現的，把握這套生活邏輯似乎比研究變動的表層態勢顯得更為重要。所以人類學家筆中出現的對象常常是小小的村落、貧困的人群、異樣的習俗、特殊的心理等。三四十年代中國人類學家倡導的「社區研究」由於面對一個古老的國家而不是原始部落，而被貼上了一個探討「文明社會」的標志。 「社區研究」的方法曾經有意無意地影響到了中國史學對基層社會投以關注的目光，比如對農民生活和士紳階層的初步分析。但隨著「五種社會形態論」壟斷地位的形成，這條線索很快就被斬斷了，對人類社區活動的微觀研究很快被淹沒在了對所謂「趨勢」、「規律」等大框架進行反復沖刺式的追逐之中。歷史學家熱衷於以突擊的方式掌握社會演變的鑰匙，渴望成為預測人類命運的當代巫師。
80年代以來，那些對「規律」、「趨勢」狂熱追逐者的退隱，並不單單是一種信念的動搖，而更多是因為這種解釋根本無法應對時代的變化並對之作出解釋。而流行一時的「現代化論」又很快變成了政府行為的一種直接注腳，以此為基礎形成的歷史見解只不過頂多是當代政治家引用的一種素材，根本沒有辦法與之拉開距離提供反思式的評判。歷史學迅速變成似乎既沒用又無趣的東西，它或者是板著面孔重復著沒多少人相信的陳詞濫調，或者被影視娛樂圈叫去做拉郎配的活計。人類學家的介入重新開啟了反思社會進程和演變的大門，對某一村落、某種人群、某個組織的透視強調對普通民眾行為合理性的重視，而不是動不動就揮起現代化論的剪刀去力求裁剪改造成城裡人想像的形象。
80年代美國中國學家柯文提出用「移情」的方式即盡量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避免用「西方中心」的方式觀察中國歷史，中國文學界則以「同情性的理解」為口號，通過重新回到古代和近代學術的脈絡中去感悟學術的魅力而不是急切發出似是而非的判斷。「學術史」研究的興起與傳統文學批評和思想史研究的差異性背景由此反映了出來。人類學同樣扮演著一種角色，當它進入歷史界時，就會把歷史進程描述得鮮活生動，同時又讓人們感知到它和現實生活的關聯性。
人類學方法的介入使中國史界開始「背叛」一直居統治地位的「整體史」研究傳統，它力求從碎片化、個體化的角度重新理解歷史的局部性特徵，這種嘗試遭到批評是完全可以預料到的。比較典型的批評是以村莊為單位的社區研究如何反映出紛繁多變的中國整體社會的面貌，如何處理幅員廣闊的地區性差異的問題?另一個問題是，在當代全球化的背景下，傳統僅僅可以自我生產和再造其全部的功能而不受外界的影響嗎?這一提問同樣可以轉換為一個尖銳的歷史問題，那就是中國自和世界歷史的進程發生復雜的糾葛關系以來，其現代傳統主要是一種自我再造和重構的產物呢?還是主要是外力塑造的結果?人類學家雖然傾向於對「傳統再造」的探究，但他們確也意識到了這種再造過程不可能處於完全封閉的狀態下了。
我聽人類學家講過兩個田野故事：一個故事是在麗江考察納西族傳統復興的情況時發現，表面上看，納西族對傳統的復興好像是一種純粹服從內心召喚的結果，如各種儀式的恢復，對傳統東巴文字的再度發現等，可是仔細考察即可發現，各種文化形式的恢復往往或多或少與麗江成為熱點旅遊區有關，也就是說，傳統文化的復興不排除是一種自覺意識運作的結果，但同時更有可能是外力影響下經濟利益驅動的結果，傳統復興表面上是一種單純的社區行為，但在深層次上可能恰恰是全球化經濟循環圈鏈條中的一個環節。這里的關鍵在於，人類學雖然多少意識到了外力對歷史過程的塑造作用，但他們仍認為在近代直至當代社會中傳統完全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另一個故事是說一個地區要舉行祭孔大典，卻沒有經費進行運作，這時有兩個外國人表示願意出這筆資金，條件是他們同樣可以穿上祭祀的服裝參與整個祭典的過程。結果祭孔儀式在這兩位老外的經費支持下才得以完成。這個故事看上去很戲劇化，也頗帶有些隱喻的色彩，至少說明所謂「復興中的傳統」即使出於純粹的復興動機，也難以昭示一種純粹的社會意義，因為這種動機在具體運作中早已褪色，儀式也被轉換成了時尚的表演。
因此，與之相對立的一種解釋隨即浮出水面。這一派的觀點受到渥倫斯坦「世界體系理論」的強烈影響，認為自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演進的重要內容均受到了外力(包括各種復雜的政治經濟因素)的塑造和影響，根本不存在哈耶克所說的什麼傳統性的「自生自發秩序」，我稱這派觀點為「新政治經濟學」。為什麼冠以「新」字呢?因為從表面上看，這派觀點與流行的「現代化論」觀點十分相像，也與「革命史敘事」的邏輯無法明確區分，因為他們都似乎很強調外力沖擊的決定性作用。然而，實際上「新政治經濟學」更強調西方勢力在塑造中國歷史演變過程中，其背後所支撐的權力支配關系是怎樣生產出來的，而不僅僅把它理解為是一種必然的不可抗拒的歷史趨勢，僅憑這點，就與「現代化論」的樂觀論調區別了開來，具有了一定的批判和反思的能力。「世界體系理論」的一個主導論點就是西方與非西方世界實際上處於一種「核心」與「邊緣」的對峙狀態，同時也是一種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這種關系顯然無法被強調一體化合理性的「現代化理論」所能說明，它更強調要揭示權力干預所造成的後果。奉持「新政治經濟學」觀點的學者認為人類學所主張的「傳統的再造」過程沒有充分考慮到這種外在權力關系如何滲透到中國近代以來的改革困境中，不斷改變著中國人的生存狀態，過於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傳統自身的再生能力。
「人類學敘事」與「新政治經濟學」無疑給史學革新帶來了活力和新的資源，它們分別帶動了「地區史」研究和對政治史與革命史進行重新解釋的新浪潮。盡管這種影響仍遭到主流史學的強勁抵抗，它們仍將成為未來史學的支配性力量。但這兩種導向都具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地區史研究」始終無法解決如何以某個局部地區的史實和材料解決整體意義上的宏觀問題這個困境，特別是中國近代出現的許多跨地區流動的社會動員現象是無法用地方史的框架加以有效解釋的。而「新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在於過度強調外力的支配性作用，往往容易讓人忽視傳統在近代轉型期的自我再造和調適能力，容易讓人誤解中國近代歷史的形成完全是西方勢力塑造的結果，從而忽略了對中國傳統資源的開掘與把握。所以，中國史研究目前迫切需要找到能吸取兩者之長的新思路。

三、中國史學發展是否存在「第三條道路」?

中國史學的發展與演變不是一個孤立的自我運作的過程，而是和相關學科方法論的變革與演進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上面我們已分析了不同學科的解釋框架對歷史學更新觀念所發生的影響，這無疑是促成史學變革的最佳動力。不過我們也發現，中國歷史的演變在近代以來一直是在與西方打交道的焦慮狀態中步履蹣跚地前進著，在處理中西關系時始終難以擺脫東西二元對立的思維狀態。在中與西、傳統與現代的平衡格局中常常取其一端作為論說的出發點。這樣一來，我們的史學論述常常呈現出在兩個極端徘徊的搖擺狀態。論證方式非此即彼，顯得難以調和。比如我們很容易從「西方中心論」的一極擺向「中國中心論」的盲目自信，極其狂妄地認為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根據僅僅是對國民生產總值的平面化計算數字，而根本沒有考慮如果這種數字沒有恰當的方式予以分配反而會加劇某一階層的貧困化程度；更沒有考慮到近代轉型期以來中國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衰落趨勢而非樂觀的復興狀態，僅僅以抽象的想像去奢談中國文化的所謂世界意義。這就導致了兩種情況，或者盲目崇洋，只會咀嚼西方學問，或者重新龜縮到「國學」的軀殼內，中國學術最缺少的就是具有切膚之痛的憂患意識。
那麼我們意欲何為呢?就歷史學的自身狀態而言，首先面臨一個如何使歷史描述達致「多元場景化」的問題。我們過去的研究是一種趨勢化的研究，凡是和這種趨勢相關的歷史內容才有幸進入人們的視野，否則會被自動刪除，這導致了歷史場景的單一化。比如在政治史框架下，「農民戰爭」幾乎是永恆的主題，但真正對農民生活史的關注在此框架內根本就沒有位置。同樣在「現代化論」的框架下，農民只是被改造的對象，是總體社會工程中的歧視對象，農民自身生活的邏輯線索照樣湮沒無聞。同樣，過去打著實證主義旗號的考據研究，表面上追求中立客觀，卻由於在搜集史料時受到潛在的宏觀架構的支配，而缺乏自己的問題意識，比如一般都遵循與重大歷史事件相關聯的史料才是最重要的資料這一原則，而忽略對反映社會常態史料的搜集，所以仍難以再現歷史的多重復雜樣態。
我這里嘗試著提出一種解決方案，這並不意味著真能提出什麼歷史研究的「第三條道路」，而只是試圖避免過去我們不自覺常犯的錯誤。這種方案藉助了社會學理論中對「中層理論」所作出的解釋。簡單地說就是同時想拒絕宏觀敘事的壟斷和微觀考證的瑣碎，這一理論取向的假設是，歷史呈碎片化的偶然發生是可能用某種方式把它連綴起來的，但前提是我們必須盡量真實地再現各種局部場景化圖像，打算恢復它的直接動機不應該取決於它與某個早已定義的重大歷史事件的關系，而應取決於它自身發展的脈絡搭建起的歷史合理性，以扭轉把人群活動視為歷史趨勢之犧牲品的弊端，而倡導一種中國歷史進程中「人的再發現」。比如我們研究農民史，我們就不應該草率地總是急於一錘定音地估價農民在宏大歷史趨勢中到底起著何種作用，不要急於為農民代言或草率地對其行為加以譴責，而更首先應該站在農民的角度探究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們為什麼會做出那樣一種選擇。也就是說我們應該把農民自身的歷史選擇與社會因素迫使其做出的選擇放在同等的地位加以看待，這樣做雖遠說不上是客觀，但總是多出了一種判斷緯度。
那麼「中層理論」可以具體關注哪些歷史現象呢?首先我們應重視「過渡期歷史」的復原與再現，我們發現，由於中國歷史學家熱衷於對歷史趨勢的搜尋，對歷史階段的劃分，對所謂規律性的追逐，給歷史進程留下了許多縫隙，這些縫隙雖然頗不符合當代史家對歷史趨勢賦予的要求，卻頗接近歷史真相。比如對「纏足史」的研究，按趨勢史的要求描繪出的纏足史似乎一開始就是男人陰謀的產物，是被清算的對象，近代反纏足運動自然理所當然地是婦女解放的先聲。但沒有人注意到纏足婦女自己在歷史場景下對纏足的真實看法和感受。趨勢史有意剔除了女性在纏足過程中的發言權，反纏足變成了一場男人的運動。更重要的是，反纏足的結果自然是以皆大歡喜的結局而出現的，但這個喜劇故事敘述間的縫隙卻滴淌著幾千萬放足女性的血淚。至少相當一些婦女在放足過程中瞬間轉換成了弱勢群體，忍受了難以忍受的苦痛而成為放足運動的犧牲品，因為對於她們而言放足實際上遠比纏足痛苦得多，但她們表述的替代品是被強加在頭上的「歷史趨勢」的強勢表達。因此對這個人群的關注應成為我們歷史分析的一個組成部分。
再如近代以來我們已經非常習慣用所謂「科學」的眼光去觀察歷史對象，把它視為解決一切問題的萬靈葯方，這當然是無可非議的舉措。但歷史和社會文化現象中的許多思維和行為邏輯，並非科學方法所能全部解釋，很簡單，宗教信仰與一些文化現象及藝術行為的發生完全非科學所能解決，它們的存在與科學施加作用的領域理論上講應該是一種並列關系。所以「中層理論」的一個職責應該是盡量明晰科學與其他思維和行為方法的界限，防止其越界而形成干預性「霸權」。
比如我們是否應該給基層鄉土社會的思維行為方式予以充分尊重。在中國鄉村，人們曾經形成了一套自己分類事物的方式，如在看病時就把疾病分為「實病」和「虛病」，實病去醫院，虛病找巫師。因為醫院能看好一些屬於科學范疇內能解決的病症，而一些屬於「中邪」性質的疾病則需靠一些鄉土規則加以解決。我們習慣於用「科學」與「迷信」的二分方式處理這類問題，而沒有充分考慮鄉土民眾自身行為邏輯在特定場景下所具有的合理性。所以我們面臨如何在科學觸及不到的民間領域建立起一種合理的解釋框架。特別是在史學研究中建立起鄉土民眾自身主體意識就顯得尤為迫切，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史學研究習慣於代民眾立言，卻沒有真正賦予民眾以適合其自身生存和發展的主體性。
總之， 「中層理論」的提出只是反思各種傳統史學方法的開端，它試圖從破碎的歷史縫隙中，從「科學」與「傳統」的領域界定中獲取思考的靈感，它是否能成為史學研究的「第三條道路」我尚不能確定，但突破「趨勢論」的制約，呼喚「人的再發現」將無疑會成為未來史學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