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片地雷戰

① 地雷戰講的是什麼故事

抗日戰爭較為艱苦的1942年，膠東抗日根據地邊緣村莊趙家莊等經常內遭受日軍的突襲，為了減少損容失，區武委會雷主任和趙家莊民兵隊長趙虎集合群眾的智慧，想出應對日軍的策略：他們聯合附近幾個村莊組成民兵聯防壯大武裝力量的同時，用土製地雷組成各式各樣的地雷陣，將日軍沉重打擊。
日軍為對付地雷陣，搬來工兵攻入趙家莊大肆燒殺搶掠，民兵們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不斷改進制雷技術和布雷方法，使得日軍防不勝防。進入麥收季節，日軍本想趁民兵搶收麥子時一舉拿下趙家莊，不想民兵早已設下了布局更為精妙的地雷陣。

地雷戰(1963)

導演:唐英奇/徐達/吳健海
編劇:柳琪輝/屈鴻超/陳廣生
主演:白大鈞/吳健海/張長瑞/張傑/張漢蔭
類型:劇情/戰爭
製片國家/地區:中國大陸
語言:漢語普通話
上映日期:1963-05
片長:97分鍾
又名:Landmine Warfare

② 《地雷戰》主要內容

我愛看的革命影視作品

小學 記敘文 435字

地雷戰》是我最喜歡看的革命影視作品之一，回雖然它不像現在答的影視大片那樣有華麗的畫面效果，有各種炫酷的影視特效，但是他卻深深的吸引著我，讓我百看不厭，越看越喜歡。

《地雷戰》是我國早期拍攝的一部描寫中華民族為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通過勞動人民的智慧進行地雷作戰的一部電影。雖然電影的年代比較老，雖然還是黑白電影，但是卻是一部非常優秀，非常有內涵的一部革命影視作品。電影中朴實的刻畫出勤勞的中國人民，在裝備極差的情況下，通過自己的智慧，利用和發明各式各樣的地雷來讓鬼子受到很大的打擊，朴實的畫面，朴實的語言，不是的人物性格，更加讓這部電影給人們心裡留下深刻的映像。當然還有在看到鬼子受到各種打擊，反抗後滑稽的樣子，更是給嚴肅的革命電影增添了一份笑料。這部電影充分的展示出了我們民族的偉大智慧和抵抗侵略者的決心。

喜愛《地道戰》這個革命影視作品，喜歡看到鬼子被作弄的樣子，喜愛看到《地道戰》中人民發明的各式地雷，這個電影業讓我更加明白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促使我更加努力的用功學習。

③ 看到國內老戰爭故事片《地雷戰》，沒有鐵雷造石雷。今天我們看到電熱水龍頭太貴，自製儲水式電熱水器。

有創意,,,哈哈哈一樣用

④ 老電影《地雷戰》與《地道戰》，為什麼是教學片

這兩部電影都是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當時上映時並沒有冠以「教學片」。
比如《地內道戰》是在片容尾最後有一行小字「民兵傳統教育片」。
「教學片」是在1970年重新拿出來放映時，新添加進去的。
據《地道戰》的導演任旭東回憶，他刻意強調不是故事片，而是教學片，這樣《地道戰》得以重新
正式上映。

⑤ 地雷戰電影演員魯在蘊

玉蘭 扮演者： 魯在蘊
以下為演員表：
趙虎 扮演者： 白大均
玉蘭 扮演者： 魯在蘊內
雷主任容 扮演者： 張長瑞
石大爺 扮演者： 吳健海
二曼 扮演者： 楊雅琴
大勇 扮演者： 張漢蔭
中野 扮演者： 董元夫
龜田 扮演者： 徐福昌
漢奸隊長 扮演者： 葛存壯
工兵小隊長 扮演者： 隋鴻祺
渡邊 扮演者： 隋鴻祺
地雷戰》是由唐英奇、徐達、吳健海執導，白大均、張長瑞、吳健海等人主演的戰爭片。
該劇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各村民兵聯防運用地雷戰術，殲滅了進犯的日軍，取得反掃盪勝利的故事。

⑥ 電影《地雷戰》《地道戰》的拍攝地點分別在哪裡

《地道戰》在河北保定冉庄取景拍攝，《地雷戰》在山東海陽朱吳鎮取景拍攝。

河北省正定縣高平村是「抗日先鋒村」，是故事的原型，但地道被洪水破壞後，不具備外景拍攝條件，因而選擇臨近的冉庄、李庄、唐庄進行拍攝的，導演將這三個村莊合而為一，影片中的高家莊實際上是這三個村莊的「合成」。

1943年春，中共海陽縣武委會在小紀區南埠村召開各區武委會主任會議。參謀楊兆龍傳授了埋雷方法，並發給各區數顆鐵制地雷，海陽民兵才開始認識了地雷，並同地雷結下了不解之緣。

是年5月，小紀區瑞宇村民兵副隊長於鳳鳴在瑞宇、東村莊之間公路上埋下兩顆地雷，炸死炸傷從行村出來搶小麥的日偽軍5名，揭開了海陽地雷戰的序幕。

(6)故事片地雷戰擴展閱讀：

地道戰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在華北平原上抗日軍民利用地道打擊日本侵略者的作戰方式。從保定清苑的冉庄開始經過不斷的發展，從單一的躲藏成為了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並逐漸形成了房連房、形成了內外聯防，互相配合，打擊敵人。

使無堅可守的冀中平原成為阻擊日本侵略軍的重要地段。地道戰曾在北京也有發現，說明這個戰術，對保護廣大的戰區群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45年5月，高平村的黨支部書記兼民兵隊長劉傻子帶領村裡七八十個人打退了1000多個日本鬼子，而且還打死了50多個偽軍。戰斗結束後他去打掃戰場，結果被敵人打了回頭炮。

劉傻子就是《地道戰》中黨支部書記高老忠和民兵隊長高傳寶這兩個人物的原型。電影中，高老忠最後鳴鍾向鄉親們報警的時候，拉響手榴彈和敵人同歸於盡。而在實際中，劉傻子也的確犧牲了。

地雷戰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民兵最重要的作戰方法之一，據歷史遺物顯示，地雷戰戰術形成並匯集成冊是在民國30年12月28日（1942年），作者署名劉丁，書名叫《地雷課本》，全書共分十課，第一課《總說地雷》概述了太南地區的地雷戰概況，由此書可知，地雷戰最初是在太南地區誕生。

至1941年，已經形成戰術，匯編成冊後流通至其他地區。

⑦ 電影《地雷戰》說的是我國哪個地方的抗日戰爭

膠東抗日根據地——中國山東省境內膠萊河以東地區。
劇情：抗日戰爭較為版艱苦的1942年，膠東抗權日根據地邊緣村莊趙家莊等經常遭受日軍的突襲，為了減少損失，區武委會雷主任（張長瑞）和趙家莊民兵隊長趙虎（白大鈞）集合群眾的智慧，想出應對日軍的策略：他們聯合附近幾個村莊組成民兵聯防壯大武裝力量的同時，用土製地雷組成各式各樣的地雷陣，將日軍沉重打擊。

⑧ 電影地雷戰地雷戰術的介紹

第一階段
狡猾的敵人吃過幾次苦頭後，便想出了一些對付地雷的辦法。他們遇見了「踏雷」，就用石灰粉在其周圍撒個圈，以防接觸；遇見了「絆雷」，他們就遠遠地用鐵鉤子勾出來。為了防止敵人排雷，我們又研究出「子母連環雷」，敵人起出母雷，子雷跟著爆炸；敵人捉老百姓在前面踏雷，他們就研究出「拉雷」，把群眾讓過去，專炸鬼子的大隊人馬，；敵人無規律的走，他們就實施「飛行爆炸」。在不斷的實踐中，他們先後製造和改進了「丁子雷」、「水雷」、「梅花雷」等三十餘種雷，使敵人防不勝防，屢遭雷轟。那時，趙疃、文山後、小灘是開展地雷戰最活躍的村莊，是膠東軍區有名的「特等模範爆炸村」。他們把大量的地雷埋到敵人的交通線和進攻地段上，敵人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走崖頭、山嶺、海灘和莊稼地也難逃挨炸。有一次，敵人出洞到文山後，發現路上埋著地雷，仍然依照舊例，用鐵鉤子把地雷釣好，然後急忙卧倒，可是一釣卻是假的，真雷卻在敵人卧倒處爆炸了，漢奸隊長和幾個鬼子被一同炸上了天。為了對付敵人的掃雷組，民兵們又四處扒出新土，故意露出可疑的痕跡，把雷埋在沒有新土的地方，使敵人上當受騙。當敵人發現沒有新土的地方設有地雷的秘密後，民兵們又在新土處埋上地雷，在新土旁插上草人，草人身上寫著「打倒日本鬼」的標語，敵人一見，必然氣憤地上前拔，即遭雷炸。為了麻痹敵人，民兵們還研究了一種在地雷腹中自動點火的「慢雷」。有一次鬼子把起出來的地雷，小心謹慎地帶回去研究，忽然轟的一聲，地雷爆炸了，把屋子裡的敵人炸得粉身碎骨。日偽軍走到哪裡，地雷就響在哪裡，敵人每次「掃盪」均遭殺傷。當時在群眾中曾流傳著一首歌謠：「海陽的鐵西瓜，威名傳天下。轟隆隆，轟隆隆，炸的鬼子開了花。」

第二階段
地雷戰
為了避免踏雷，敵人又想出了一條更毒辣的手段，這就是讓老百姓在前面開路。有一次，敵人要出來搶糧，就從駐地附近抓了一些老百姓，強迫他們牽著牲口在前面踏雷開路，敵人尾隨在後面。為了不傷害無辜的群眾，民兵發明了一種「長藤雷」，等前面的群眾走過以後，埋伏在旁邊的民兵迅速扯動長線，隨著幾聲巨響，敵人被炸得血肉橫飛，而老百姓卻安然無恙。
由於敵人連遭打擊，兵力損傷很大。為了苟延殘喘，便將其外圍的日偽軍全部集中在行村據點內，強迫周圍的群眾往裡面給養。趙守福、於化虎等民兵就深入到東山、鵬化庄、南泊子等村，發動群眾掐斷敵人的供給，並組織他們建立武裝，學習埋雷技術。據點里的敵人坐吃山空，只好用汽車從青島往這邊運輸。我民兵就在敵人汽車經過的青威公路上埋下丁子雷，炸毀了跑在前面的一輛汽車，其餘三輛汽車慌忙掉頭逃走。民兵們一擁而上，從車上卸下許多大米、白面，全部上繳了區委會。

第三階段
敵人陸路運糧失敗，又改從海上運糧。輪船開到何家村以南，那兒沒有碼頭，船靠不上岸，日軍便叫偽軍下水扛糧。趙守福、於化虎等通過調查，摸清了敵人下水扛糧的往返路線，便提前把水雷埋在敵人往返的路上，等敵人扛著糧食靠近岸邊時，水下的連環雷一齊爆炸，敵人大批倒斃在水中，民兵們趁機把糧食搶走了。以後敵人改用飛機運糧，但狼多肉少，根本滿足不了需要。因而只能向「西寺」日軍那邊丟。但飛機飛得太低要挨打，飛得太高又投得不準，投了三次東西，結果只丟進「西寺」一包罐頭，其餘的全掉在圍牆外邊，倒成了民兵們的慰勞品。被困守的敵人坐立不安。
1945年5月19日，日偽軍500餘人侵擾「五虎村」，陷入地雷陣，五小時走了不足五華里，踏響地雷20多顆，炸死30多人。同年被膠東軍區授予「戰斗模範村」光榮稱號。
晉察冀邊區的爆炸大王、民兵英雄李勇
1945年5月，日偽軍2000餘人占據了盆子山區。海陽民兵對敵展開了規模空前的地雷爆炸戰，取得了重大勝利。
5月18日，行村據點的敵人偷襲趙疃。趙同倫、趙守福等預先獲取了這一情報，即率民兵在村裡擺下地雷陣。敵人闖進村北的樹林里，碰響了絆雷；轉而撲向十字街口，又踏響「箱子雷」，共斃傷日偽軍16名，炸死戰馬1匹。同月19日，日偽軍500餘人侵入「五虎村」， 從上午10點到下午3點，走了還不足5里路，踏響地雷20多顆。26日下午，索格庄據點日偽軍600餘人，分三路南撤。文山後村民兵隊長於化虎帶領爆炸組速擺地雷阻敵。偽軍200餘人先抵村西，接連踏響三顆地雷，不敢挪步。日軍200餘人隨後趕到，在村西北頭踏響一顆地雷，在河邊踏響連環雷，死傷甚重。敵軍四周皆布有地雷，進退兩難，只得抬著40多個死傷者繞路逃到夼里、孫家夼村據點。5月下旬，日偽軍在丁家夼村、夼里村安設據點，對民兵活動和群眾安全威脅很大。大山區作戰指揮部抽調葉家、修家、代格庄、槐家泊等村的20幾名爆炸能手，由區武委會主任於東山率領，夜間摸上黃山頂埋設地雷。此後，民兵便夜夜上山埋設地雷，敵人天天挨炸，死傷累累。

第四階段
日偽軍在多次挨炸後，總結出了一條經驗：走小路，不走大路；走水路，不走旱路。這倒是使鬼子減少了挨炸的機會，但這條經驗很快就失效，民兵們在小路、水路上也埋上了地雷，鬼子照樣挨炸。小灘村南有一條河，是行村日偽軍到萊陽穴坊庄據點的必經之地。敵人為避地雷，便在水中走。小灘村民兵孫藻訓、孫玉敏、孫春旭等，做了九顆水雷，瞅准敵人將到時，迅速將雷埋在河中里。日偽軍涉水過河，九顆水雷全部爆炸。6月初，孫家夼據點300多日偽軍到行村搬運物資，行至趙疃村東集前埠嘴下，陷入趙疃民兵布下的「長蛇雷陣」，在長達二里的路上，地雷連續轟鳴，敵人左躲右閃，也未能躲開雷陣，被斃傷30多人。

第五階段
6月的一天中午，日偽軍集中一個營的兵力襲擊了文山後村。民兵隊長於化虎一面派人向附近的部隊報告，一面指揮民兵用土槍土炮把敵人誘進河套的地雷區，炸得敵人蒙頭轉向，扭頭向西南方向的山上爬，沒想到被埋伏在那裡的我軍主力十六團所狙擊，敵人不得不逼上野虎山，又遭到縣獨立營的襲擊，向東北逃竄，被埋伏在那裡的文山西巷民兵打了回來。當敵人第二次被擠進河套時，地雷接連不斷地開了花，日偽軍死傷70多人，俘虜30多人。
在盆子山區人民開展反「掃盪」的105天中，海陽民兵共配合部隊埋雷2500多顆，炸死炸傷日偽軍200多人。7月，膠東武委會在海陽縣高家召開反「掃盪」斗爭經驗總結大會。大會總結推廣了海陽縣「五虎村」、盆子山區人民聯防抗敵的斗爭經驗。同時，授予趙守福、於化虎、孫玉敏、於晉江、趙同倫、紀常勝、紀中勝、陳桂香、紀彥、紀洪福、欒恆悅、隋良萱、冷世竹等13人為膠東民兵英雄。
海陽地雷戰有力地支援了膠東其它地區的抗戰。海陽民兵不僅在海陽境內大顯身手，而且還奉上級武委會之命，多次組織遠征爆炸隊，到周邊縣配合當地部隊作戰，為當地民兵和部隊培訓了若干爆炸能手，有力地支援了相關地區的抗戰，從而推動了整個膠東地區的抗戰，為膠東地區的抗戰勝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最後部分
1943年冬，趙守福、於化虎、趙同倫、欒恆月等60餘人，組成膠東爆炸隊，開赴萊陽，在萊陽城外布下地雷，日偽軍被封鎖的不敢出動。同年，縣武委會主任欒晉階等在小紀區笤帚夼村集合民兵50人，夜入萊陽五尺渡，襲擊了趙保原的聯絡點，俘敵6人。撤離時布下地雷，被敵人全部踏響。1945年5月6日，各路日偽軍集結萊陽城，趙守福奉命帶領遠征爆炸隊奔赴萊陽城及東漩河一帶，埋設地雷20顆，斃傷敵人20餘名。
民兵英雄趙守福在給小學生講地雷戰的故事
1944年10月，膠東軍區調文山後村民兵隊長、爆炸大王於化虎5名爆炸隊員，到煙濰線開展地雷戰，歷時四個多月。他們在黃縣（今龍口市）、蓬萊一帶，教給1000多名民兵埋雷技術。一次，於化虎等在蓬萊城附近埋雷20多顆，斃傷日偽軍28人。1945年1月，膠東區武委會派於鳳鳴帶領4人爆炸組，再赴蓬萊執行任務。在十餘天中，於鳳鳴等教部隊民兵600多人學習爆炸技術，並布雷封鎖大辛店據點，斃傷敵人40多人，受到膠東武委會的通令嘉獎。
1945年5月初，趙同倫受膠東軍區委派，帶領趙炳昆等5名爆炸隊員，扛著膠東軍區授予的「膠東遠征爆炸隊」的大旗，到膠濟鐵路沿線的藍村一帶，配合西海獨立團作戰，並向部隊幹部、戰士傳授爆炸技術。同部隊一起實驗用地雷加炸葯，爆破敵人鐵路3次，炸毀鐵路50多米，致使敵人的鐵路運輸長期中斷。
由於海陽民兵工作突出，特別是地雷戰戰果輝煌，因而獲得了不少殊榮。1943年冬，山東省軍區政治部授予海陽「民兵工作模範縣」光榮稱號。1945年6月，膠東區武委會授予海陽縣「戰斗模範縣」光榮稱號。

希望採納！謝謝！

⑨ 電影地雷戰

當我看完《地雷戰》後，我非常感動，也為我們國家感到驕傲！電影里，八路軍為了保護國家，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不讓其他國家侵略我們國家！於是，我們用鐵雷來炸敵人！可鐵雷用得差不多了，八路軍便自己造石雷，有很多種類，有：天雷、水土雷、連雷、頭發絲雷、飛雷等！這些雷炸得敵人落花流水、落荒而逃。連日本鬼子龜田嚇得拔腿就跑，還是被我們炸死了！其他日本鬼子都被我們趕回小日本了！
2007年2月26日，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中川昭一在一次演講中大放厥詞，說什麼「也許20年內，日本可能成為中國的第N個省。」此話一出，立刻引起輿論嘩然。一時間，中日關系再度成為一個媒體熱炒的話題。
這讓我想起一年前，曾接到一位紐西蘭華裔學者的邀請，讓我參加一個由多國學者參與的跨國研究課題：《中日韓民族意識中的他者表象》。通俗一點說，就是中國（日韓）文化如何想像對方？為何如此想像？以及他們各自的文化（包括電影、電視等通俗文化媒體）是如何賦予這一想像以特定感官形式的。當時，考慮到自己在這方面知識積累薄弱，恐有礙於研究的深入，遂謝絕了對方的邀請。今天想來，中日韓之間，彷彿確有展開此類合作研究的必要。
多年來，三國之間囿於「同宗同源」的傳統思維，在彼此的文化認識上產生了一個惰性十足而疏於明辯的錯誤理念，即用所謂「同文同種、同宗同源」忽略，乃至有意掩蓋存在於三種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說嚴重一點，這種忽略，正是我們彼此無知的開始。事實上，中日韓之間的諸多隔膜、誤解、猜忌、責難與政治、外交摩擦，無不與此相關。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力圖打破三國關系的僵局，勢必在文化上要加強對彼此的理解和溝通。而這一點，三國的文化學術界都還有大量未知疆域等待開墾。
其他方面情況我沒有發言權。但從影視文化上看，我認為三國各自影視文化想像對方的單一化、模式化，不但不能促進、加深彼此的相互認知與理解，相反，他們仍在因襲某種歷史思維的慣性，不斷地將對方的歷史和文化加以「妖魔化」。（中韓關系更為復雜微妙，此處存而不論，僅就中日關系而言）
僅就中國電影而論，一提起日本人，便立即使人聯想到「豬頭小隊長」、「松井」、「偷地雷的」等等一系列為國人熟知的銀幕形象。可以說，從中國銀幕最早出現日本人形象的三四十年代（如《狼山喋血記》、《松花江上》、《麗人行》、《一江春水向東流》等）算起，經五六十年代（如《平原游擊隊》、《小兵張嘎》、《地道戰》、《地雷戰》等），到八九十年代甚至晚近（如香港電視劇《霍元甲》、《陳真》，電影《絕境逢生》、《烈火金剛》、《舉起手來》），中國銀幕上的日本人形象就始終沒有太大的變化。一言以蔽之，在半個世紀的中國電影中，中國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大抵已被十分頑強地固化為「鬼子」這一「非人」的醜八怪形象了。
導致這一文化表象被固化的原因很復雜，歸結起來無非三個方面：第一是歷史原因：也就是日本對中國長達數百年的入侵、掠奪與欺凌（從明朝東南沿海的倭患算起）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無法癒合的歷史創痛；第二是現實原因：中國人鑒於自身的歷史創傷記憶而始終對當代日本的右翼政治及軍國主義化心存芥蒂；反過來日本也對所謂「中國威脅」感到寢室難安，暗藏對「中國崩潰」的陰暗期待；第三是心理原因，由於上述原因的綜合作用，造成中日之間彼此誤解、蔑視和對立，並將此種非理性心理與某種動聽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詞藻混淆起來，從而掩蓋了這種誤解和對立的現實危害性。
我認為，中國文化界、電影創作界對日本當代社會、文化總體認知的匱乏，以及歷史記憶的慣性作用，都應該引起人們的足夠警惕。我們沿著歷史的維度進行梳理，如果說三十至六七十年代中國電影對「鬼子」形象的塑形及模式化，尚且與抗日戰爭的客觀歷史直接相關，那麼，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後，當中日雙方對話、交流渠道日益豐富之後，中國文化依舊保持著「日本想像」的單一化，則只能歸結於我們自身文化建設的某種不足。雖然，這中間也出現過《一盤沒有下完的棋》、《清涼寺鍾聲》等一些從理性角度反思中日民族關系與民族情感的電影作品，但是很顯然，這種作品還無法構成此類作品的主流形態。
相反，中國人似乎更習慣於把日本人虛構成為「羅圈腿、蛤蟆嘴、仁丹鬍子、東洋鬼」的醜八怪形象。彷彿不如此就不足以分辨「鬼子」的「異質性」，而「異質性」的一個標志，就是把日本人由「人」虛構成一群沒有人性，沒有情感，沒有人的靈魂的「衣冠禽獸」。但是，作為一種話語，它究竟與日本，與日本文化有多少關系？它能否反映日本的民族性格、民族本質？這一問題卻從來沒有人提出來並給予嚴肅的思考。當然，對於中國這樣一個背負著沉重歷史創傷的民族，自然需要一種能夠達成心理宣洩和慰籍的特定方式，需要一種對異族的「妖魔化」想像來維系自身對於歷史的記憶。這些都是無可厚非的文化因由，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假如這種「創傷記憶」演變成一種被固化了的，帶有某種先驗意味的文化咒語，以至於人們在它的面前甚至忘記了思辨和反思的時候，它就有可能墮落成為一種「記憶仇恨，撕裂族群」的扭曲心理。
有一種說法，主張中國對日本的侵華史採取一種「記史但不添恨」的態度，不管別人意下如何，我本人是舉雙手贊成。道理很簡單，我們記憶歷史的目的只能是以史為鑒，構築和諧。如果歷史記憶只是用來累積歷史的仇恨和宿怨，增加現實的誤解和對立，那麼這種歷史觀便與日本右翼所推行的歷史觀一樣，對中日關系的未來將十分危險。
實際上，歷史上的中日關系一衣帶水，唇齒相依，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兩者關系更是緊密到了一種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程度。就連不斷宣揚中國崩潰論的某些日本右翼分子也能看到，假如真如他們所說，中國經濟一旦陷於崩潰，那麼受到打擊首當其沖的恰恰是日本自己。既然和則兩利，爭則俱損，為什麼不選擇在相互了解的基礎上求同存異呢？既然要相互了解，單單靠這些幾十年一貫制的「豬頭小隊長」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再說具體一些，中國電影界對日本電影的了解遠遠不能滿足雙方電影文化交流的需要。從80年代至今，中國電影界真正對日本電影有所認識的專家、學者屈指可數，老一代的有中國影協的陳篤忱、中國藝術研究院的俞虹；中年一代的有原北京電影學院的應雄、中國影協的晏妮；可惜，老一代學者已經退出一線，中年一代也大多移居他國；再年輕的一代，更是人才寥落，花果飄零。創作界的情況也大地如此。為什麼我們總是追問中國電影除了「鬼子」和「豬頭小隊長」再很難出現相對比較客觀、比較現實的日本人形象？其根本原因正在於我們自身對日本的無知。無知必然導致單一，必然導致「妖魔化」，而單一和妖魔化反過來又必然加深、延續我們自身的無知。
盡管由於自己的知識局限，我沒能參加那項跨國的合作研究，但我仍然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以一種理性的、建設性的態度介入中日文化的互動建構。畢竟，除了彼此仇恨和對峙之外，中日之間還可以有其他選擇。那麼就讓和解從「認識」開始。